中国选择性呈现及歪曲事实，错误地暗示可能是一名美国科学家设计了引发COVID-19全球大流行病的新冠病毒。
对执政党的忠诚以及对自上而下对立法机构候选人的“爱国”诚意审查不是民主制度的特征。
日本帝国陆军直接参与性奴役行为是有历史记录的史实。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赋予各国无害通过权，尽管中国试图重写在南中国海的航行规则。
尽管对科兴疫苗的批评可能被夸大了，但确实有研究表明，它的效果不如其他一些COVID-19疫苗。
2007年发行的影片《追风筝的人》于2006年在新疆取景拍摄。中国系统性地扩大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的大规模拘留及监控是在电影拍摄的10年之后。
就连世卫组织总干事也要求中国提供更多关于大流行病起源的数据。
塔利班从巴基斯坦及其他外国政府处获得了不可或缺的军力和财力支持，同时也对贫穷农民进行征税和勒索。
甚至连中国媒体和中国一位有名望的卫生官员都已否认了美军运动员将导致COVID-19的病毒带入武汉的阴谋论。
The Soviets first concocted a propaganda myth that AIDS was a U.S. bioweapon. Now China connects it to COVID-19. 苏联首先编造了艾滋病毒是美国生物武器的谣言。现在，中国将新冠病毒的实验室泄漏假说与之等同。
事实上，中国政府鼓励民众恐吓外国记者，将外媒签证武器化，并加强对外媒记者的监控。
在习近平任期内，对藏传佛教徒宗教自由的钳制进一步收紧。
不管用什么术语，冠状病毒在武汉病毒研究所实验研究中曾被修改。
北京否认参与黑客活动，但分析人士在网络攻击中经常看到中国政府之手。
尽管查证面临诸多障碍，但新疆强迫劳动的证据日益增多。
联合国承认南中国海为国际海域并保障无害通过权。
北京对“人权”的定义多有不当之处。官方白皮书避而不谈中共为维持政权而长期压制和侵犯公民权利的纪录。
《苹果日报》这家民主派刊物的拥有者和主编均被控罪，依据的是一项涵盖广泛的国家安全法，该法审查言论自由。正如权利监督者所指出的，国安法的含混模糊性质使多种形式的言论自由和新闻活动可能被以国家安全为借口而定为刑事犯罪。
《环球时报》文章避而不谈新疆“教育”设施中拘禁维吾尔人的细节，也未提及强制节育等其他镇压手段。
英国新发布的报告对香港自治权利遭到侵犯和破坏的情况做出了明确的记述。北京的抗议与反驳不符合事实。
究竟是实验室泄露还是自然产生，新冠病毒起源尚未判定。
袁隆平生前多次讲述1960年前后而非1949之前的中国大饥荒期间路见饿殍产生的震撼、刺激，这场大饥荒造成数千万人死亡。《袁隆平口述自传》显示，他为解决吃饱饭问题而投身培育高产粮食作物的研究，这与他在大饥荒期间的经历密切相关。
这一说法是错误的。过去数十年间，北京事实上多次发动过与邻国（比如印度、越南）的战争或冲突，有时候占领邻国领土。
中国关于1951年和平解放西藏的说法是错误的。北京与西藏之间的“十七条协议”实际上是在武力胁迫下签署的。
据2020年9月估计，新疆有大约65%的清真寺因政府的政策“被捣毁或损毁”，这种损毁大部分是在2017年以来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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