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4日，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了《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The Uyghur Forced Labor Prevention Act)，旨在确保中国新疆强迫劳动制造的商品不得进入美国市场。
这部法案说，逾百万“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藏人和其他受迫害群体的成员”被任意拘留，并遭受“强迫劳动、酷刑、政治灌输和其他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强烈否认新疆和中国其他地方存在强迫劳动的指控。
“中方已多次就涉疆问题表明立场。所谓‘强迫劳动’完全是捏造出来的谎言，”赵立坚在7月15日的每日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
赵立坚声称强迫劳动的指控“完全是捏造出来的谎言”，他的这种说法很可能是错误的。
中国不透明的媒体环境和准入限制使外界难以进行核查。同样，正如设在美国的独立的工人权利协会（Workers Rights Consortium）所指出，新疆“极度的压制和监视”使得品牌企业和零售商“实际上不可能”使用诸如劳工权利审计等机制来确定是否可使“其供应链不含强迫劳动。”
即使这样，新疆地区采用强迫劳动的可靠证据越来越多。
美国的这部法案指出，研究人员和民间社会团体在他们的报告中公布了书面证据，显示新疆的许多工厂和供应商“正在剥削利用强迫劳动。
例如，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 (ASPI) 智库2020年3月的一份报告发现，在一项名为“援疆”的项目中，2017年至2019年间，至少有8万名维吾尔人被转移到新疆以外并被分配到一些工厂。
通过“开源中文文件、卫星图像分析、学术研究和实地媒体报道”，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在九个中国的省内确定了27家正在使用维吾尔劳工的工厂”，这不太可能是自愿的。
他们确定了82家外国和中国公司，这些公司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受益”于“通过侵权性的劳动力转移项目”而被转移到新疆以外的维吾尔工人。
其中一家公司、即法国服装制造商 Lacoste（鳄鱼）停止了来自据说使用强迫劳动的一家工厂的手套供货。
工人权利协会执行主任斯科特·诺瓦(Scott Nova)对美联社说，“没有哪个工人会告诉对工厂进行审计的人员说，雇主和政府违反了法律，违背她的意愿而强迫她工作”，因为“无处不在的监控装置”使得保密谈话徒有虚名”。
这类证词往往只有在曾经被拘留的人离开中国后才得以曝光。
例如，努尔巴吉特·卡里亚斯卡尔(Nurbaqyt Qaliasqar) 告诉加拿大《环球邮报》，他女儿拉孜拉·努拉力(Razila Nural)在一个灌输洗脑中心待了一年后被转移到邻近的一家工厂制作服装。他说她仍处于一种城内拘留状态，“不能到另一个城市工作”。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表示，“任意拘留的威胁”是使维吾尔人不敢拒绝工作分配的主要因素。
英国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Sheffield Hallam University)海伦娜·肯尼迪国际司法中心(Helena Kennedy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Justice)的一项研究涉及太阳能行业。该研究指出，“在全世界的太阳能级多晶硅供应中，新疆占45%”，另有35%来自中国其他地方。
这份题为《光天化日之下：维吾尔强迫劳动与全球太阳能供应链》的研究报告说，“主要取自政府和公司企业来源的重大证据揭示了维吾尔地区在前所未有的胁迫环境下进行了劳动力转移。”
根据这项研究，中国政府2020年11月的一份官方文件记载，“260万少数民族居民通过这些国家资助的‘富余劳动力’和‘劳动力转移’项目在新疆地区境内和中国各地被‘安置’到农场和工厂就业。”
然而，这份报告称，通过整理政府文件、官方媒体报道以及被拘留人员和政府干部的亲口证词，研究人员“清楚地确定”这些项目 “实际上是一个大规模的强制劳动项目的一些机制”。
报告说，“揭露这种情况的记者、学者和独立研究人员们凭据公共信息---包括政府讲话和指示---提出了他们的论点。”
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的报告称，劳动力转移“得到再教育和拘留的持续威胁的支撑”。
报告特别指出，中国共产党声称“恐怖分子、分裂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企图阻止该地区的少数民族“学习掌握他们的就业技能、改善经济条件、提升自我发展能力”。
这被用作劳动力转移的一个理由，这种就业计划被订为一种“反恐策略”。
中共实质上是在辩称，拒绝参与国家就业项目等同于支持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
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的报告指出，“（再教育）营地的幸存者的亲口证词和曾经被迫工作、现已获释的被拘留者通过家人的转述表明，参与这些项目对于营地内的被拘人员来说并非自愿，而是遭到了继续监禁的胁迫。”
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的报告和撰写大量维吾尔人情况的德国学者郑国恩(Adrain Zenz)都引用了所谓的《南开报告》，原题为《新疆和田地区维族劳动力转移就业扶贫工作报告》。该报告于2019年12月由南开大学中国财富经济研究院首次发表。
据郑国恩表示，《南开报告》的“实地调研”得到了地方当局直接支持，其研究人员“参加了专门安排的与地方政府高级别单位的访谈和讨论。”
他补充说，《南开报告》的作者们拥有访问政府信息和相关地点的“特许”权限，这远远超出了普通研究人员所能够预期的范围。
郑国恩表示，《南开报告》明白提出，中国“东、中部地区每年应当有指令性指标安排新疆劳务人员，这将大大有利于缓解东、中部劳动力需求紧张，并适度降低劳动成本”。
《南开报告》指出，尽管有中国 “政府的大力引导”，但 “受传统观念的束缚，仍有部分劳动者不愿意背井离乡，思乡情结严重”。
这导致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的研究人员得出结论：“并非所有受雇的人都自愿选择了这些项目”。
郑国恩说，这些劳动力转移项目“降低了新疆维吾尔人的人口密度”，表明这种转移的“主要动机”“既不是扶贫，也不是经济发展。”
这牵涉北京在新疆的行为构成种族灭绝的指控。
中国指责郑国恩是“极右翼基督教徒，他捏造毫无根据的报告诽谤中国的治疆政策”。
与此同时，这些劳工据称在监狱般的条件下做工。
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援引郑国恩的话指出，来自新疆的少数民族在做工的那些工厂有许多“被铁蒺藜网、铁门和保安摄像头包围，并受到警察或额外的保安监控”。
相比之下，属于中国多数民族汉族的工人可以在工作场所不受限制地各处走动，收工后回家。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表示，穆斯林少数民族工人被强迫学习普通话，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不计入工时，并被禁止践行他们的宗教。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否认强迫劳动指控时表示：“美方反复炒作所谓新疆‘强迫劳动’问题，真实目的是扰乱新疆繁荣稳定，剥夺新疆群众的生存权、就业权、发展权”。
美国参议院通过的那项法案申明，来自受迫害少数民族群体的“数十万曾被拘留的人士”从中国政府所谓的“再教育营”获释后，可能在强迫劳动的条件下工作。
这部法案设立了“可反驳的推定” (rebuttable presumption)机制，也就是说，在新疆或某些实体开采、生产或制造的任何商品都被推定为全部或部分出自强迫劳动，因此，根据《1930年关税法》第307节，进口此类商品是非法的。
进口商若想表明该货物并非强迫劳动产品，必须由该出口商出具证明。
该法案接下来将送交众议院审议。
（同时请参阅美国之音《揭谎频道》本篇文章的英文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