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2日，中国高级卫生官员曾益新说，他对世界卫生组织最近的一项建议感到“十分吃惊”，该建议提出需要在中国对新冠病毒疾病(COVID-19)大流行病的起源进行另一轮调查。
北京不仅拒绝了在2019年12月爆发大流行病的武汉进行另一次调查的建议，还拒绝接受新冠病毒有可能从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实验室泄漏的想法。
北京的上述反应由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两周前一项呼吁而引起。谭德赛呼吁对这个研究所以及武汉的其他研究机构和相关地点进行审计。
谭德塞表示，先前的调查工作因缺乏来自中国的信息而受到阻碍，他呼吁中国“本着透明的精神分享所有相关数据”，帮助彻底追溯源头。
谭德塞表示，有人“过早地推动”驳斥大流行病可能是实验室泄漏引发的说法。
今年1月和2月，一个由14名成员组成的世卫组织团队访问中国27天。他们的报告最初作出结论说，这场大流行病“极不可能”起源于实验室，但补充说“实验室事故确实会发生”。该报告得出的结论是，远远更大的可能性是病毒是自然出现的。
中国国家媒体报道说，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曾益新表示，要求在中国再进行一次调查显示“这个计划里面所透露出的对常识的不尊重和对科学的傲慢态度”。
曾益新7月22日告诉记者们：“武汉病毒所没有开展过冠状病毒增益功能研究，没有所谓的人造病毒。”
中国官媒援引曾益新的话说，世卫组织应该“积极稳妥推动在全球多国多地范围内持续开展溯源”。
与此同时，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受“委托”在中文社交媒体应用微信和微博上发表了一封信， “一群中国网民”呼吁世卫组织“调查美国德特里克堡实验室”。这是位于马里兰州的一个美国陆军实验室。
曾益新关于所谓的冠状病毒增益功能研究的说法是在误导，而中国要显示德特里克堡可能是这个病毒的幕后来源的企图并无根据，而且被广泛报道为转移调查方向的手段。
关于功能增益研究的争论正在进行中，这种研究涉及对病毒修修补补，以改变特性来预测其引起广泛传播的疾病的可能性。理论上，功能增益研究能够在致命病毒传播之前将其阻止。
关于病毒是否在武汉实验室被操作的问题并没有争论。问题是，基于不同的机构程序和科学准则，什么类型的操作被认为是功能增益?
蝙蝠冠状病毒专家、武汉病毒所新发传染病中心主任石正丽今年6月接受《纽约时报》、并在将近一年前接受《中国科学报》（CSN）采访时都否认了曾就功能增益进行过研究。
但2015年的一篇题为《一组类似SARS的蝙蝠冠状病毒显示在人类出现的潜力》的论文报告了一种可能感染人类的人造病毒。该论文引用了石正丽对准备这篇论文所作的贡献，武汉病毒所作为重点实验室。
论文描述了在研究过程中如何使用遗传学： “使用SARS-CoV反向遗传学系统 ，我们生成并表征了一种嵌合病毒，该病毒在小鼠适应的SARS-CoV主干中呈现蝙蝠冠状病毒SHC014的刺突。”
2016年6月，石正丽和世卫组织武汉事实调查团成员彼得·达萨克(Peter Daszak) 等人发表了一项关于他们如何对不同类型的“WIV1”---一种类似 SARS（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的病毒进行研究的研究报告。该冠状病毒“与人类SARS-CoV具有高度的基因组相似性”。
SARS-CoV 类似于引发COVID-19的SARS-CoV-2病毒。
正如美国之音揭谎频道(Polygraph.info)之前指出，达萨克在反对实验室泄漏理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是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的负责人，这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的组织，“开展有关全球卫生、保护和国际发展的研究及外展项目。”
该联盟向武汉病毒所提供了60万美元美国政府资金，用于研究蝙蝠体内的冠状病毒。
2016年2月，在石正丽和达萨克发表他们的研究数月前，达萨克讨论了他在中国的同事们如何进行涉及蝙蝠病毒的功能增益研究。
“我们在蝙蝠身上发现了许多其他冠状病毒，其中有些看起来跟SARS很相似。因此，我们对刺突蛋白，---附着在细胞上的蛋白质，进行了(基因)测序。接下来我们……哦，我没做这个工作，但我在中国的同事们做了这个工作，你创造伪粒子，你插进来自这些病毒的刺突蛋白，看它们是否跟人体细胞结合。在这个过程的每一步，你都越来越接近真的有可能在人身上成为致病性的病毒，”达萨克说。
“刺突蛋白”是冠状病毒的一个具体特征，病毒通过它突破宿主细胞并引起疾病。
包括石正丽在内的武汉病毒所科学家2017年的一项研究报告题为《发现丰富的蝙蝠SARS相关冠状病毒基因库提供了对SARS冠状病毒起源的新见解》，指出使用“嵌合”病毒来研究两种 SARS-CoV病毒(WIV1和WIV16)能够怎样在人类细胞中感染和复制。
武汉病毒所进行的这项研究和其它研究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 的国立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 (NIAID) 提供资金。此项工作得到生态健康联盟的鼓励。
美国作家兼记者杰可柏森(Rowan Jacobsen)上个月在《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中写道，生态健康联盟2014年获得了一项为期五年、总额375万美元的拨款，“用来研究中国出现更多蝙蝠传播的冠状病毒的风险”，其中一些工作“分包给武汉病毒研究所。”
2014年晚些时候，美国政府出于安全考虑暂停功能增益研究，其中包括担心研究本身可能通过实验室泄漏导致“意外大流行病”。
2018年1月，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派外交官到武汉病毒所。他们对实验室运作了解到的情况促使他们给华盛顿发电报提出警告。
美国大使馆的官员们2017年底察觉武汉病毒所研究人员发现了三种带有刺突蛋白的新病毒，这些病毒对公共健康构成威胁。他们的这一发现，再加上武汉病毒所的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是中国境内第一个此类设施，而且是2014年才完工，促使外交官们访问该实验室。
《华盛顿邮报》报道说，一份日期为2018年1月19日的电报警告说，武汉病毒所“严重缺乏所需要的受过适当培训的技术人员和调查人员来安全地运营这个高度封闭的实验室”。
如今，关于美国资助的武汉病毒所的研究是否构成功能增益研究以及危险的实验是否可能泄露的辩论已经跟政治缠绕在了一起。
美国国立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所长安东尼·弗契(Anthony Fauci)曾多次否认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直接资助了武汉病毒所的功能增益研究。
7月20日的听证会上，在弗契与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罗之间的争论交锋中，保罗提出了 2017 年武汉病毒所的研究。
身为医生的保罗指出，承认NIH资助那项研究的石正丽“采用了两个蝙蝠冠状病毒（刺突）基因，并将它们与一个与 SARS 相关的主干相结合，来创造自然界中找不到的新病毒。” 他补充说，“实验室制造的病毒随后显示可以在人类中复制。”
保罗进一步表示，“在自然界中只感染动物的病毒在武汉实验室中被操做，以获得感染人类的功能。”
弗契回答说，“这个链条上下的合格员工”并不认为这项研究是功能增益。他告诉保罗：“你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不过弗契被批评过于纠缠技术细节。专栏作家乔什·罗金(Josh Rogin)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指出，弗契对功能增益的定义很可能符合2017年的联邦指导方针，而不是该术语的广义科学理解。
罗金引用了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微生物学家和生物安全专家理查德·埃布赖特(Richard Ebright)的话说，石正丽备受议论的研究“符合、实际上体现了功能增益研究的定义”。
美国之音揭谎频道(Polygraph.info)联系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请求澄清什么构成功能增益研究。该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没有一项经该院提议而在武汉病毒所进行的合作研究被设计来操作病毒以增加其传播或引起疾病的能力。
这份声明说：“在2017年公共科学图书馆病原体(PLOS Pathogens)论文中描述的在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的实验得到了国立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的间接支持，这是生态健康联盟的一个分包项目。 ”
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声明继续说：“国立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根据《美国政府对涉及流感、MERS 和 SARS 病毒的选定功能增益研究的审议程序和研究资助暂停》审议了该赠款。工作人员所展开的详细审议确定，根据该赠款所提出的研究建议不符合该政策所描述的功能增益研究的标准。”
美国之音揭谎频道(Polygraph.info)和其他事实核查机构驳斥了中国提出的有关德特里克堡美国陆军生物防御研究中心的指称，认为这一指称没有根据。但中国方面并未放弃。
《环球时报》声称，截至7月25日，一千多万中国公民联署了一份请愿书，要求调查德特里克堡是否是COVID-19大流行病的源头。
（同时请参阅美国之音《揭谎频道》本篇文章的英文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