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中国经济经过过去几十年的快速增长，已经处于增长模式转型的关键时期。转型的焦点集中在如何从出口驱动转向以内需带动的增长模式。不过如何实现这样的模式转换，以及在政治上相当敏感的汇率问题在这个变革中应该起到什么作用，各方观点却大相径庭。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黄育川，曾经在世界银行负责中国事务。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谈及他对于中国经济变革之路的看法。
黄育川在近期撰写的一篇论文中说，中国近年来的资本实践使它成为世界上最有效率的范围广泛的制造业产品的组装和出口国。它在追求发展时遵循的是以“新经济地理”为基础的策略；而这也对低廉的交通费用和集中的经济活动如何支持规模经济以及爆炸性的城市化进程提供了答案。
但是，他认为，目前中国已经处在转型的转折点；各种力量开始重塑这个崛起中大国的社会经济景观。他说，这样的变化应当有助于它朝向与全球经济和谐增长的方向迈进。
*地域空间为转型关键*
黄育川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就他对增长驱动力量的平衡、未来经济增长放缓的可能性、在解决收入不公平时怎样达到增长目标，以及在人民币汇率机制上如何做出改革等问题谈了他的看法。
曾任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的黄育川在谈及出口、投资和消费三种增长驱动因素如何保持平衡时，没有直接谈到货币问题，而是强调了“地域和空间因素”(location and spatial factors)的重要性。他说：
“地域空间是解决这些不平衡的关键因素。只要(经济)活动还是完全集中在沿海地带，中国就仍然会存在我所说的‘过度投资’和‘过度依赖出口’。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壮大中的中产阶级，同时国内交通网络也得以改善，因此经济活动的中心也更具备了向内地移动的条件。”
黄育川说，一些内陆省市较之以前，成为更有活力的增长中心。他说，随着经济活动转向内地，服务业将会得以强化，重点也会从以外向市场为主转向服务国内市场。这样一来，他认为贸易失衡这个焦点问题自然会得以缓和。
*当前国企税制阻碍转型*
黄育川说，中国近年来在内地基础设施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这有助于经济活动向内部转移。但是，他说，从出口驱动增长中获得巨大利益的国有企业，因目前机制存在的问题，已成为转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阻遏因素。他说：
“问题在于，中国的国有企业不需要缴付大量的红利。它们不对所有者，也就是国家政府缴付红利，因此国家预算将会受到影响。预算方面的限制则会对消费形成抑制。”
同时，他指出中国的家庭也得不到国有企业派发的红利，因此形成抵触消费，却热衷于投资的状况。黄育川说，改变国有企业的红利政策是解决失衡问题的一个要点所在。
黄育川指出，处于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已经变得相当强大，不愿将盈利缴付给政府；而政府如果能够收缴到企业红利，则应当将这笔钱重新分配到较贫困的地区。他说，这已经是个政治问题；但在中国的现有体制中，重新分配机制仍不健全。
*收入增长可弥补增长损失*
即便如此，黄育川看到中国工人的工资却在以较从前更大的步伐上涨。他说，平均每年8%到10%的工资涨幅已经持续多年；而今后5年则有可能实现更大的涨幅。黄育川认为，由于劳动生产效率得以大幅度提高，因此会加快工资涨幅；如果实现每年15%的薪资增长率，消费也会得以提升。
与增长转型相关的另一个的担忧是，一旦投资水平下降，贸易盈余减少，经济增长必然会受到影响。而黄育川认为，GDP增长因此而受到的损失部分，可以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和刺激消费得以弥补。他说：
“增长很可能会减速，除非生产效率激增。但事实上很难使生产效率激增。现实情况是，中国的增速可能会从10%降低到7%或8%。而问题则在于7%或者8%是否可以接受？...我认为，鉴于中国的收入水平已经足够高，它如果能以7%到8%的速度平衡增长，要好过10%的不平衡增长。”
许多经济学家猜测，中国之所以强调一定的年增长率，是因为它认为保持这样的增速才能够吸收每年新增的劳动力。但是，黄育川在这个问题上也有着不同看法。他说：
“我认为两方面的原因可以说明这已经不是大问题了。一是中国面临进入老龄化社会； 其二是来自农村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已经不再处于十年前那样的过剩水平。十年前中国的确需要以10%的增长率来吸收这些劳动力。”
黄育川认为，如今中国已经不需要这样做了；如果它以更平衡的模式增长，更侧重于消费并发展服务业，那么劳动力密集的服务业同样可以吸收新增的劳动人口。
城乡收入差距也是增长转型中面临的一个顽疾。在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方面，黄育川也有不同意见。他说：
“城市地区的工资水平是农村地区的两倍。解决这个差距的唯一办法，不是设法提高农村收入，因为这样做很难。你只能让农村人口从农村地区迁移到城市，赚取城市的薪资，寻找薪资更高的城市工作。”
*人民币汇率机制应有双向灵活性*
在谈到当前政治敏感话题，也就是人民币汇率问题时，黄育川说，此前提及的有助于增长转型的方式需要时间，不会即刻看到效果，而一次性大幅度提升人民币汇率不但不会有助于转型，对于中国和世界经济都没有什么好处。他说：
“在汇率方面，一次性大幅度让人民币升值会导致一些产业崩溃...这样会产生大量的失业人口，并会导致信心丧失。中国的增长率也会急剧下降。如果发生那样的情况，中国将不会进口，全球经济也会因此遭殃。这对美国的利益没有好处，当然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黄育川认为，中国在汇率方面应该进行渐进改革，而这将意味着汇率会上升也会下降，因此它需要的是一个具有“双向灵活性”的汇率制度。他说：
“需要在两方面都具有灵活性的原因在于，你不希望看到投机资金流入中国造成损害，形成资产泡沫和通胀。这也是目前存在的担忧。因此，如果投资者相信汇率只会朝一个方向变化，就会助长投机。所以我所说的双向灵活性就是为了阻遏投机。”
黄育川说，在这样的机制下，经过一段时间，如果中国允许家庭和公司自由地移动资金，包括转移到海外，将会导致大量资金流出中国，汇率就会面临下行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