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导员说，我不管你来的啥病号，你要记住一点，党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当时就把我愣住了，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甚至党要你去死，你就得去死，高于你的生命。那时我就知道这个党有多邪恶了，有一种恐惧感了。
我看建党百年的第一件事，应该说向被中国共产党杀死、饿死、斗死、搞死的人表示歉意，这样建党百年就有纪念意义了。如果敲锣打鼓，说我杀了多少人，取得了伟大胜利，那我想习仲勋同志是大概不会高兴的，不会赞成的。
我和我的很多同学们都一样，在插队四、五年以后，政治上就开始变得非常反动。尤其是林彪“九一三事件”以后，同学们都不约而同开始政治观念的大转向。从原来的年轻人爱国爱党爱革命，全部变成了反党反革命的。
大饥荒年间，百姓被大量饿死，但那时中共的高干都享受着特供。党的高级干部有烟、酒、高级点心、肉类等各类食品、副食品的特供。我目睹过隔壁的老红军当时用碎米加糠喂猪，而我们院子里却有老人被饿死。
从一开始懵懵懂懂的，到乌坎的时候觉得很不忿，到后来做很多报道，包括薄熙来事件、对NGO的打压、最后是709，我意识到这个国家机器它本身，它的目的就是要方方面面地控制和压制社会的活力和它的民主精神、民主尝试和抗争意向。
当兵那会儿感觉要是不入党，就是比较落后的这种。那个时候没有“粉红”的概念，大家都要通红通红的。我上大学时已经24岁了，之前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没有什么质疑和批判的意识。从原来的不明白到有点启蒙或者觉醒的过程是在校园这将近十年的过程中完成的。
说到家庭出身的影响，尤其是像我这种所谓“关管杀”，那就是比一般的更严厉。这个“杀”就是你父母是被杀害的、被处死的，当然就是”黑五类”中最黑的一种。你越来越感觉到在社会中受排挤，被边缘化，大概从那个时候开始，跟我们同代人相比，少那么一份狂热。
在我们公司好多同事都说，你是党员，在家乡混个支书，混个村干部多好。有些人还特别羡慕。说实话，我羞于向别人表明我这个党员的身份。像我这样的观点，如果我把它发表到网上，等待我的是什么，我自己都知道。
我妈妈18岁就加入了中共，这个组织是她的一切。她始终不理解，我为什么会成这样。我一度也想使她理解，这个革命是错的。但是在我看来，他们已经不可能走出他们的思维。我只能说，这不是我的路。我的选择就是摒弃这一切。我拒绝接受你们的遗产。
反右运动时他被划为 “极右分子” 。当时所谓三年自然灾害，饿死几千万人，他们在牢里更是饿得不行。他的"工作"就是去埋死尸。大炕上睡几十个犯人，可能今天是睡在你左边的，明天是睡在你右边的，早上起来就是一个死尸。一天的工作就是把那一晚上死掉的人拉了去埋。
“1989年的今天，你在哪里？经历了什么？”从4月15日起，美东时间早上8点半，北京时间晚上8点，Clubhouse上这个房间每天都聚集着一批人讨论那场改变了很多中国人命运，也改变了中国政治走向的运动。
每晚7点，一男一女两个警察准时出现在王靖渝父母在重庆的家。他们会留下过夜——男警察和父亲睡一张床，女警察和母亲睡隔壁房的另一张床，天亮后再把他们押回派出所。这位旅居海外的00后日前因网络言论被中国警方跨境追逃。警察说，如果他再接受外媒采访，父母就会被逮捕。
“怎样才能让一个意见和自己完全不同的人改变想法？或者用另外一种说法， 我们如何去反洗脑一个被洗脑得很厉害的人？”陆昊然问自己。他不知道，也几乎放弃了。 不过两周前，他在Clubhouse上发起的一个讨论新疆问题的房间——“新疆有个集中营？”——意外爆红后，他觉得自己找到答案了。
90后，生活在“墙国”——他是中文推特圈颇有影响力的“中国文字狱事件盘点”的推主。过去一年多，他收集了近2000个因言获罪的案例。这些只是冰山一角，“我希望尽我可能让世界知道他们。”
墨茶，一个生前几乎没人知道的UP主，死后却有无数中国人为他恸哭。令人们感到悲愤的不仅是一个可怜的年轻人凋零在“大国崛起”的盛世里，更是官方如何试图扭转舆论，转移人们对这场悲剧根源的拷问。
武汉封城一周年。在官方“大国抗疫圆满收官“的主旋律下，有些话再不能提起，有些问题依然无解。比如，疫情的源头是什么？到底有多少人感染和死亡？疫情还会再来吗？中国疫苗能打吗？难属会得到赔偿吗？那些失踪的公民记者在哪里？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前驻中国记者比尔·博图斯（Bill Birtles）的2020年过得如同一场风暴：七名中国国家安全警察的午夜造访，120小时的“人质外交”，惊心动魄的紧急撤离。五年的驻华记者生涯戛然而止。“我安全回家，但是我认识的几个记者，他们被驱逐了。”
2020年底， 美国之音向听众、观众征集岁末感言，我们想知道这一年您经历了什么，有什么话不吐不快。 “我现在是在中国大陆写下我的故事，”在中国北方城市打工的尹先生在电子邮件中写道。
中国留美学生李陶陶（化名）在海外发表批评北京的言论后，老家国保的骚扰电话就没断过。国保要他“戴罪立功”，汇报海外民运和留学生动向。尽管对北京发表任何不利声音都可能成为当局的靶子，但像李陶陶这样公开披露安全部门提出卧底要求的异见者却是罕见。
星期四（9月10日）， 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再度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在一个小时的访问中，她谈到身为“红二代”的原罪、多年来的反思、对当下中国社会的观察，以及她为中国走向现代民主政治的勾勒的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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