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加州时间早上5点半，天还没有大亮，为了不吵醒的熟睡的妻子，陈天石拿着手机躲到主卧的卫生间。点击手机上Clubhouse的图标，相隔三小时的东岸， 一个讨论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房间已经开启。
“1989年的今天，你在哪里？经历了什么？”从4月15日起，美东时间早上8点半、北京时间晚上8点，Clubhouse上这个房间每天都聚集着一批人讨论那场改变了很多中国人命运，也改变了中国政治走向的运动。
32年前的这一天，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北京病逝。这位中共党内改革派的离世引发了一场历时50多天，席卷中国400多个大中小城市呼吁民主、自由的运动。那场运动以中国政府出动军队，用真枪实弹、装甲车、坦克血腥镇压告终。
没有人知道有多少生命在32年那个春夏之交的夜晚画上了句号。有学者统计，武装镇压可能导致数千人死亡，上万人受伤。大屠杀后的清查与抓捕又曾让几万人失去自由。
历史的伤痛从未痊愈
第一天参加完Clubhouse房间里的讨论，陈天石去10英里外送一个包裹。
“在高速上我就流了10英里的眼泪，很难抑制住，因为我想起了我的同学们为民主运动作出的牺牲，想起我们在一起时的心愿，” 他哽咽着说。 “这场运动以悲剧告终，以屠杀告终，对我们来说，这个历史的伤痛，我们心里头在滴血。它一直没有好过。”
和房间里的很多参与者一样，陈天石也是89六四的亲历者和幸存者 。那场运动改变了他人生中很多东西，包括他的名字。
陈天石不是他的本名。1989年时，他还叫章宝，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大四的学生。这个从广西偏远山区考到北京的年轻人目睹过毛时代的残酷，体验过城乡的巨大落差和身份制度带来的不公。研读历史和痛苦的思考让他意识到自己被灌输的教育充斥着谎言和欺骗。
学运期间，他毛遂自荐出任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宣传部长，积极投身运动。六四枪响后，陈天石开始逃亡。他找到一家发廊，试图通过化妆改变自己的容貌。发廊用了假冒伪劣的产品，在他被抓捕关进秦城监狱后，头发开始大量脱落。
“如果没有胡耀邦的去世，我仍然可能会像很多同学一样毕业以后进入国家党政机关、高等院校，或者出国留学，” 他说。 “后来我去坐牢，在秦城坐了一年牢。取保候审后又被指定监视居住。我做了五年半北师大中文系学生。他们为了打击我，连一张单科结业的证书也不愿开给我。”
离开监狱后，陈天石隐姓埋名，希望靠自己的努力谋生。和很多曾因天安门坐牢的政治犯一样，多年后他们仍然时常遭警方骚扰，生计常被当局断绝。 这样的情况在他2017年来美国前的几年里尤为严重。
“我出来之前在大陆28年，我没有过什么自由，”他说。“这种屠杀一直从32年以前延续到今天。坦克、机关枪的屠杀是一种屠杀；维稳体制对我们自由的剥夺，对我们的压制也是一种屠杀；这种官方的叙事、官方的版本，网络新闻的封锁，它也是一种屠杀。”
散落的烛光重新凝聚
前天安门学生领袖周锋锁是Clubhouse上89六四房的发起人。这款总部设在美国的语音聊天社交媒体应用在今年初爆红。但很快，在一系列触碰北京红线的话题引发华语世界的热烈讨论后，中国政府将其屏蔽。
周锋锁第一次登陆Clubhouse时，这款应用还没有被“墙”。他始终忘不了初来乍到时那种新奇和振奋。时隔32年，有机会和数千名（很多来自中国大陆）的听众直接对谈，让他有一种前所未有的重回广场的感觉。
“经过这么多年，有很多人，特别是墙内的人，是第一次有机会谈这个事情，他们的那种投入，不论是这种痛，还是当初的那种激动，这在中国人的生命经历中间都是非常少有的，那种催人泪下的时刻特别多，”周锋锁对美国之音说。
32年前的共同经历将海内外一批89亲历者汇聚在一起---有封丛德、王丹、吾尔开希等昔日广场上的学生领袖，也有当年中国各地被卷入这场运动的普通市民---公务员、知识分子、工人、中学生…… 。在他们的回忆和讲述中，那场运动的真相和历史的本来面目慢慢展露。
“89年的火炬散落在各地，但是像蜡烛一样还在零星地燃烧，”周锋锁说。“重新集结、凝聚，这也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网友HH的讲述让他印象格外深刻。1989年6月4日清晨，HH亲眼目睹了学生从广场撤退期间，坦克追杀到市里轧人的细节。他转述说：“坦克追到六部口以后是原地打转，在左转，就是向南转的过程中轧死了人。轧死人之后，他们还用枪来扫射。”
周锋锁告诉美国之音，这些讲述和之前其它人的回忆高度吻合，也和一些学者的研究形成对照，比如在六部口遇难的一位名叫龚纪芳的19岁女生。她的胳膊上有一块非常大的枪伤，不是一般的子弹留下的，如今看来很有可能就是坦克扫射的结果。
“他（HH）是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有机会讲述这些事，对于很多亲历者来讲，时间太久了，很多人都忘了，但他却记得非常真切，”周锋锁说。“当时他和坦克离得很近。他自己仅仅是因为逃的时候选择往北，坦克是往南，所以逃离了这一劫。”
打破禁忌 “老子到处说”
房间的主持人之一、流亡德国的记者、活动人士苏雨桐含泪分享了一位天安门母亲的经历：1989年6月4日下午，彻夜等候、找寻未归儿子的徐珏夫妇来到北京复兴医院。 自行车棚外排着长长的队伍，人们正在围观死难者的尸体。 在那里，她看到一份名单，排在第一个的就是她的儿子吴向东。“我的儿子在哪个病床？”她高喊。没有人吭声。一个小伙子说：“这个名单上的人都已经死了。”
中国前知名维权律师浦志强从“墙内”参与房间的讨论。他也是89天安门运动的亲历者、广场绝食活动的参与者之一。 1989年离开广场时，他曾经许下誓言：每年的这一天，都要到广场来凭吊。 这以后的很多年里，他都这样做了。
32年后，当浦志强听说一位北大的学生从来没有听说过六四，也不知道五四是怎么回事，他深感记录历史责任重大。
“有些事情该知道的他不知道的，一方面是他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些亲历者没有去讲---没有机会去讲；没有工夫去讲；没有胆量去讲。我觉得，我们需要去讲真话，” 浦志强在房间里说。
“如果说从六四这么大一场民族悲剧、社会悲剧都没有能够吸取教训， 后人都不知道发生过什么事。那这个责任我觉得与其说是党的领导，也和我们这些人过于相怨， 过于犬儒，过于不负责任有关，”他说。
浦志强认为，八九一代应该尽己所能，记录历史，把自己的经历原本地呈现出来。他援引新冠疫情期间武汉医生艾芬那句名言作为结语：“老子到处说，可以吧。”
宛如站在当年的广场
除了八九一代，来到Clubhouse房间的也有不少年轻世代，当年那场运动爆发时，有些还是孩童，有些尚未出生。
一位来自墙内的年轻听众说：“最打动我的是很多平凡人的分享。 这些真实的故事我觉得是最有力的。”
她说，自己最担心的是，89这样一场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最后只变成历史书中的一句话，如同十年文革只是在教科书被一带而过。
“我们不知道历史细节，也没有血肉，但是各位前辈的分享往我们在书刊里看到的一句话填入了很多真实的、详细的经历。你们的抗争、你们的反思，我觉得对我们都是很有意义的，”她说。
1983年出生的北京人关尧说：“我几乎每天早上都会听Clubhouse上的89六四房，这个平台把亲历者和听众拉得更近了。”
天安门运动爆发时，关尧还是一年级的小学生。他至今忘不了89年那天晚上听到的枪声。
“哒哒哒，哒哒哒，像鞭炮似的打枪声。我当时还和奶奶一起睡。我就问奶奶，到底是怎么了，是不打仗了？”
国家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上反复播放抗议者打、杀解放军的画面，那些烧焦的尸体让他觉得恐惧。 当他向大人们提出疑问时，大人们总是吓唬他：“不要再多问了，你要是再多说的话，就可能被抓起来。”
时隔32年，来到美国的关尧在Clubhouse的房间里听到天安门亲历者的讲述，那些兄弟间的义气、家人间的亲情、师生间的友谊令他动容。
“有时候会给人一种错觉，好像自己站在当年的广场上，每一个人的声音都特别有温度，完全颠覆了以前那种看文字和视频了解六四的感受，”他说。“我觉得这个运动是很朴实的， 甚至是富有人性光辉的，就是这种人性光辉正是现在的中国社会所缺少的。”
几年前，陈天石在美国开Uber的时候也遇到一位北京来的年轻人。当小伙子得知这位司机大哥是89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时，他留下了两倍于车费的小费。下车时，他对陈天石说：“虽然在国内不能说，但谁也没有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