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人：丁一夫｜退休工程师
丁一夫，1952年生于江苏无锡一个农民的家庭，祖上三代都非常穷困。为了谋生，父亲早年抱着一条棉花胎到上海打工，干最苦的活儿——学打铁。后来，在同乡的帮衬下，开了一个小作坊，再后来成一个有20几个工人的小工厂。
1956年，中共对民族资本家和私营个体劳动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即 “公私合营”。父亲的小工厂被并入上海市手工业局下属的一个国营企业。十几岁赤手空拳创办的工厂就这样被拿走，父亲也只能安慰自己：“哎呀，我当年就是个穷人，出来学徒打铁的，算了。”
小时候，丁一夫有点看不起目不识丁的父亲。他觉得自己家就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一切都是农民的眼光，什么都买最便宜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他才知道原来他家的阶级成分是资本家。
文革是丁一夫这一代人的共同心结。“狗崽子”的身份留在心底的伤痕伴随了他大半生。直到多年后，一位美国基督徒妇女对他说：”你的身份虽然让你吃了苦头，但是它却让你没有像其他红卫兵那般作恶。你宁愿吃苦，也不应该做恶，所以上帝对你是宽厚的。”那番话让丁一夫很受启发，他说，如今的他终于可以与那段痛苦的经历和解。
1968年，作为“老三届”（文革期间，1966年、1967年、1968年的初高中学生）中最年轻的一批，丁一夫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潮到了黑龙江小兴安岭。在农村的六年半中，他的思想度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1971年毛泽东亲手挑选的副统帅和接班人林彪所谓的外逃未遂坠机的“九一三事件”让他和周围的知青伙伴们在一夜之间都成了反革命。
在那晦暗得看不到光的日子里，有一样东西让他一直心存感激，那就是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一批外国文学译本。巴尔扎克、雨果、普希金、狄更斯……这些小说让这群绝望的青年看到这个世界上还有其他地方有不一样的文明。他坚信，世界上“有那么个地方，那么一些人，他们的生活是不一样的”。
1991年，丁一夫来到美国。他真正看到了书中描绘的“那个地方、那些人”的那种生活。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一块真正的，人类文明积累起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非常丰饶的土地，而我终于来到了这块土地上。”
我们家就在太湖边上，家里非常穷，非常非常穷。祖父去世以后，又失去了自己家的土地。唯一的办法就是进城打工，就和现在的打工仔进城打工的道理是一样的。
我小时候听祖母说起，父亲十几岁进城打工的时候是抱着一条棉花胎，被子家里是出不起的，只有一条破棉花胎，就抱着到上海来打工。我们无锡有句俗话叫做“人生三桩苦，撑船打铁磨豆腐”。我爸就是打铁的。先学徒三年，做了师傅以后，就可以去各个打铁的商家要求就业。我父亲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渐渐地有人提携，也是有同乡帮忙，自己开了一个打铁的作坊。
我小时候有点看不起我父亲，因为穷，我父亲从来没有读过书，后来想想，那真是很不容易，大字不识，仍然开个打铁铺子做老板。父亲的厂子一点点发展起来，在家乡他就算是比较光彩，比较荣耀的人了。
1953年共产党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简称“一化三改造”，就是要搞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最后一个改造，具体来讲，就叫“公私合营”。因为社会主义阶段，这些资产阶级就是革命的对象。资本主义要消灭，但是我们不直接剥夺，我们就让这些资产阶级的工厂和我们国家的工厂合营。
做法呢，就是给资产阶级的这些产业定个价，根据这个定价，每年5%，付给资本家。5%的利息不变的，所以叫定息。经过20年以后，国家就把你的产业赎买了。1956年开始每年5%，20年的话，得发到1976年。可是1966年就文化大革命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这些资本家更是给斗得七荤八素的。谁还给你发定息呢？所以1966年的秋天，就停掉了，只发了十年，这是后话了。
公私合营就是对我父亲这样的人影响最大。你想要把他从十几岁，赤手空拳闯出来的产业给这么弄掉了，谁愿意啊？你是一个正常人，好不容易创出自己的一份家业，20年以后就没有了。虽然说他把本金作价给你，但是这个作价的过程当中是工作组说了算。他本来就把这些工厂的资产定价定得很低，然后分20年，给你5%定息，以后你的厂子就没有了。没有一个资本家是愿意的。
可是你看当年的报纸呢，你会发现资本家他们敲锣打鼓地要求政府公私合营。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我父亲偶然也说起来过，在公私合营之前，1951年到1953年，他们先搞了“三反五反”，尤其这个“五反运动”是完全针对资本家来的。他们在厂里发动工人，已经把这些资本家的威风给斗掉了。有很多资本家在这个“三反五反”运动中该抓的抓了，该杀的杀，有些就自杀了。他们已经明白，时代不同了，他们已经生存不下去了。所以再来一波公私合营的时候，大部分的资本家束手就擒，一点儿反抗余地都没有。
我父亲在“三反五反”的时候被斗，斗到后来，他就变得非常非常谨慎。因为共产党能够找任何一点点细小的借口把你斗得荤八素，把你斗得活不下去。那时候上海每天跳黄浦江的就是这些老板，斗得活不下去，就跳河，跳黄浦的最多。我母亲就说，那时候只要我父亲往外走，她就跟着，就怕我父亲想不开，一时想不开，就跳了黄浦江。直到今天我们家人的胆子都是非常非常小的，不敢说共产党的坏话。
1964年底我从无锡到上海复兴中学读书。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这种人就成了当时有个术语叫的“黑七类狗崽子”。“黑七类狗崽子”说起自己父亲、母亲时不能说爸爸妈妈，你得说这是家里的“狗爹狗妈”。1966年的下半年，学生斗学生，学生打老师这种事是非常疯狂的，非常可怕的。我们这些被斗的莫名其妙地被打。我们还以为我们跟别人一样是热爱毛主席的，热爱国家的。人家说不是，我们是”狗崽子”。对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孩子造成的这种精神上、心理上的创伤，一直延续我们一辈子。
按照正常运行的话，我应该在1968年初中毕业。但是文革当中，大家都荒废了。到了1968年的时候，毛泽东说了几句话：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就这么几句话一说以后，我们68届的清一色都下乡。只有什么例外呢，就是在下乡以前招了一次兵。征兵的时候恰恰又是最讲究家庭出身的。那次征兵我认为就是要让那些出身于革命干部或者军队干部的这些能够进部队去，不要下乡。而我们这样的人呢，也就轰轰烈烈的，成群结队的下乡了。我去了最远的黑龙江，在黑龙江边小兴安岭和鄂伦春的老乡一起放马。
我们刚下去的时候还不是那么绝望的。真正的绝望，真正的感觉毫无出路，就像走在一个隧道里一样，那种感觉是四年、五年以后。插队几年以后，有门路的都一个一个地走了。剩下我们这种没有门路的，就不可能有一点点前途。那种绝望就是到了自己都不敢想的地步。
我和我的很多同学们都一样，在插队四、五年以后，都有了很大的政治观念上的转向。按后来的话说，政治上就开始变得非常反动。我们就开始思考，不再是老老实实地服从命令。我们开始质疑，我们的命运没有必要这样——没有理由不让我们读书，不让我们上学，没有理由不让我们接触人类文明积累起来的所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产品。
尤其是林彪“九一三事件”以后，同学们都不约而同开始政治观念的大转向。从原来的年轻人爱国爱党爱革命，全部变成了反党反革命的。我们就是不敢说而已。道理也很简单，这个“九一三事件”，党遮遮掩掩地把其中一部分真相向老百姓公开。林彪在这之前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是接班人。“九一三事件”后就变成了野心家，要置毛泽东于死地，是罪该万死，罪大恶极的。
但是我们难免要想，说他花好桃好也是你毛泽东，现在说他坏得不得了也是你毛泽东。哪一句话是真的呢？只要你的思路走上了这一条路以后，总会达到一个点就突然明白，不是以前就是现在，毛泽东在骗我。没有一个人是愿意受骗的。受骗的感觉是非常羞辱的，也非常震撼。我就是从 “九一三事件”开始反思的。
相信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不会忘记，76年初周恩来去世，年中朱德去世，到秋天毛泽东去世。我和我的知青同学们，有很多人都说起，76年那一年，我们听哀乐听得喜出望外。我们感觉一点儿不哀，觉得哀乐很好听。毛泽东去世在我们知青当中曾经引起过的是欢欣鼓舞的态度。不是为一个人死了而欢欣鼓舞，而是为变化可能来了。我们在这个黑暗的隧道走了那么多年，远方也许出现了一点点亮光，我们因此奔着这亮光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