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人：矢板明夫｜记者
矢板明夫，1972年生于天津，日本知名记者、时政评论员，2007年至2017年间担任日本《产经新闻》北京特派员，现驻台北，为该报台北支局长。
矢板明夫有一段传奇的家族史。1926年，祖父从家庭日本栃木县渡海来到北京，经营灯泡厂。中日战争末期，被日军应召，后成为苏军战俘，在拘留中去世。父亲生于1942年，日本战败那年只有三岁。祖母将其托付给一户中国家庭，随即再婚。文化大革命期间，日本遗孤的身份父亲让被打为“日本间谍”，遭受严重政治迫害。直到1972年时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后，厄运才结束。
孩童时代，矢板明夫也和其他中国孩子一样接受共产党的红色教育。他自幼对国际政治感兴趣，尽管那时他只能从官方新闻中获取信息。在2020年出版的《曾经以为中国最幸福》一书中，他回忆说，那些报道大部分是偏颇扭曲的，基本框架是——世界上充满了邪恶的国家；美国更是最大的恶棍；外国形势一天比一天糟糕……
1988年，15岁的矢板明夫举家迁回日本。日本空气清新，市容美丽，人们温和有礼；警察不会殴打派出所里的嫌犯；政府办事人员对人笑脸相迎……种种这些都让这位此前一直生活在中国的少年感到巨大的文化震撼。
大学毕业后，渴望从政的矢板明夫考入竞争激烈的松下政经塾。此间，一些政治人物的行为令他失望，也让他意识到，改变时局的人其实不是政治家，而是新闻记者。他的人生从此转换跑道。他用三年时间在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读完哲学博士学位，并在29岁那年选择了新闻记者的道路。
我的祖父母都是日本人。祖父1926年从日本来到北京，经营一家生产灯泡的电器行。到了1945年的春天，因为日本兵源不足，我的祖父就被应征入伍，用我们的话说就是“收到红信”。他从大连上船，没怎么参加战争就被苏军俘虏，到了西伯利亚，在那里去世了。剩下我的祖母带着我的父亲和姑姑。
父亲是1942年12月出生的。很快日本就败战了，祖母因为没有工作，就把我3岁的父亲和5岁的姑姑寄养在他们工厂的两个中国员工家里，改嫁给一个中国人。我父亲相当于是被中国人抚养大的。
到了文革的时候，因为他是日本人，就被打成日本间谍。本来他在天津的照相馆工作，是摄影师。因为这个关系，丢了工作，后来就到洗澡堂帮人搓澡，也经常被关进学习班，受了很多迫害。
【矢板明夫的母亲是中国人，在高中教书。哥哥出生以后，家里的生活变得很拮据。为了糊口，父亲只好每三个月去卖一次血。】
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我是田中角荣访华后一周出生的，后来我听家里人说，中国当时需要和日本建交，我父亲的处境也有了很明显的改善，一夜之间就从日本间谍变成外国友人了。他再次获得摄影师的工作，还被选为了天津市政协委员。
虽然我们全家都用中国名字生活，讲的也都是中国话，但还是不免被当成异类。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国安机构控制的社会，对于有外面背景的人还是要监视，要收集信息。在学校，同学们都知道我是日本人，学校的党组织、老师也对我们比较特殊关照。虽然比文革那个时候要好得多了，但还是一个这种痕迹很明显的时代。
小时候学校会组织我们去看游街、枪毙人，参加公审大会。现在回想起来，按照民主国家的概念，中国是一个在各方面都有很多人权问题的国家，但在那时候，这是一个日常性的事情。
不过，基本上从我记事，上小学以后到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前那段时间，中国是充满希望的一个国度。很多事情也在慢慢变好。大家从一个非常非常拘谨、严厉管控的国家慢慢在走向改革开放。当然跟西方国家，跟民主国家比起来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那段时间应该是在中国历史上近百年来最好的一段时期。
这时我们的生活已经相当稳定，也有了一定社会地位，但是我父亲坚持要带着全家回日本，一个是落叶归根的感觉比较强烈，再有一点是，他觉得，在中国这样一个非常不安定的国土里边，自己什么也没做就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同样什么也没做就受到礼遇，像坐过山车一样的感觉。这种不安定的生活还是他不愿意再经历吧。那一代人也是为了小孩子，为了能让我们这一代到日本能够接受比较好的教育，参与比较公平的竞争。
【编注：1988年，八九学运爆发一年前，15岁的矢板明夫回到了日本。他在2020年出版的《曾经以为中国最幸福》一书中说，对于一直在中国生活的他而言，身处日本简直就像置身天国一般。在中国时听说日本是地狱，所以抱着”再糟也就是这样了”的心态回来，但是踏上日本国土的那一刻，他的第一个念头是：这是多么好的国家啊！】
我觉得那时候的日本有点像乌托邦的感觉。大家都很友善，所有的政策都是替弱者着想。社会上不公平的现象非常少。弱者受到很好的照顾，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理想的社会。但是即便是那样，日本的媒体对日本的政治人物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吹捧，几乎天天在非常严厉地批评他们。不像中国，天天都说我们的领袖多么伟大，多么伟大。
【编注：回到日本的矢板明夫努力学习日语，希望早日融入日本社会，立志成为一名政治家。机缘巧合之下，他在29岁那年开启了记者的职业生涯。2007年，34岁的矢板明夫以日本《产经新闻》驻京记者的身份重返中国。】
在日本做记者的话，你要把弱者的声音反映出来、替弱者说话、揭露不公平的现象、把隐瞒的真相挖出来是很难很难的，因为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见。但是在中国觉得太有成就感了，到处都是那种现象。
我有一个叫徐崇阳的朋友，在湖北做生意做得非常大，有各种各样的旅游公司、运输队。后来因为不得不跟共产党的某高官合作，所有财产全部被骗走了，然后他就开始走上上访之路。我刚开始采访他的时候，他受到的打压还不是很大。但说实话，后来每次见到他，他一会儿又被关进去了，一会儿又挨打了，慢慢慢慢地看着他被折磨得越来越衰弱。而且每次上访，他的罪都增加几条。那种感觉确实是很可怜。他就说“在这个国家里，不管你多有钱，你都不能安心睡觉。不知道什么时候噩梦降在你头上。”
我采访过几十个、几百个上访者，大家都有各种各样的悲剧。其实这些悲剧大部分都是体制造成的，因为中国是没有替弱者说话的势力，弱者的声音是反映不出来的。他们就变成了中国一个非常无助的群体。一个国家幸福不幸福主要是看这些底层的人们。我们每个人随时都可能变成弱者。你变成弱者的时候，能不能受到保护，有没有人替你说话，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最重要的衡量的指标。所以我说中国的弱者非常可怜，中国这个国家并不幸福。
我有一次在北京的上访村，碰到一个从贵州来的，40多岁的男的和一位大概60、70岁的湖南老太太。那个老太太是永远住在那里上访的。两个人的对话，我在旁边听到了。那个贵州的刚来嘛，也不知道在哪里买饭。他们有很多很便宜的饭是给上访的人服务的，什么写状子的人啊，完全一条产业链在里面。那个贵州人刚来，他不懂。那个老太太就教他怎么做；什么时候警察来，怎么跑。
说完后，她问他：“你的冤情大不大? ”那个贵州人想了半天，然后说：“说大也不大，说小也不小。”然后那个老太太说：“我劝你一句，如果你的冤情小的话，你就忍着。如果大的话，你就跟他们同归于尽。上访是一条不归路，你一辈子就折在这里了。”我当时听着也是很感慨。这样的故事非常非常多。习近平上台以后对上访的人打击得是更严厉了。所以说中国人更不幸了。
在中国政府眼中，那我就是境外敌对势力嘛，基本上一直是受他们的监控，经常被他们请去喝茶，有时候还被请吃饭。特别是外交部，经常找我谈心。但是我不会替他们说话。他们有的是喉舌。我告诉那些中国官员，有人把这些问题指出来话，其实中国能变得更好，没人指正这些问题的话，中国会越来越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