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人：李南央｜李锐的女儿
李锐，1917年生，中共元老，毛泽东前秘书，先后三次受整肃，中共党内自由派代表人物。1950年代，李锐在有关是否应当兴建长江三峡大坝的“御前辩论”中力陈建坝的弊端和危害，受到毛泽东的注意和赏识，旋即被收纳为毛的秘书。在1959年中共领导层在庐山召开的会议上，李锐表示支持当时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反对毛泽东在经济上的瞎指挥，因此受到毛泽东的整肃。
毛泽东拒绝接受彭德怀的批评，将彭与彭的支持者打成“反党集团”予以撤职和迫害，坚持他的已经造成灾难的经济政策，最后导致几千万中国人在风调雨顺的三年里被饿死。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依据当时其本人在会议期间的笔记写成，成为中共党史上罕见的当事人基于当时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高层残酷斗争的第一手详细历史记录。
1937年在武汉大学学习期间，李锐以地下活动人士的身份加入中共，1939年抵达延安。他后来回忆：“我二十二岁进延安，二十八岁出延安，延安六年的生活和工作，应当讲对我这一生有着根本性的影响。”
李南央称，她从小很少跟父亲在一起，跟父亲不亲；只是后来随着她自己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加以及李锐的思想转变，他们父女关系才越来越亲密，她成为父亲生前最信任的人。最后，李锐把对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共党史非常有价值的个人生平档案资料都交托给李南央，并由她转赠给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那里的资料对所有的研究者开放。
李南央在这里主要讲述了李锐在延安的经历，其经历显示中共在其党内斗争中诬告和有系统地、大规模地使用酷刑是它的历史悠久的传统。然而，在延安经历了诬告和酷刑之后，李锐并没有因此而觉醒。李南央说，李锐的彻底觉醒是在他102岁生命最后的时期。
在他们进延安之前，共产党只有四、五万的党员，是一个非常小的党，但是到了延安以后，因为大批知识青年的涌入，在大后方也有很多知识青年加入共产党，共产党就一下子从四、五万扩展到四、五十万，一下就壮大了很多。他是在共产党里的新生血液和新生力量。
进到延安以后，他一下就感受到了这种不平等。但是他说，他是接受的，因为那些老红军经历长征的艰难困苦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一个老红军跟他讲过，长征途中，人饿得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就会把路边死掉的人的胳膊砍下来，一边咬一边走。 他对他们有一种崇拜的心情，所以他对等级制度并不反感。他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或者说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没有一种很平等的意识——本来皇帝就是皇帝，老百姓就是老百姓。老百姓怎么能跟皇帝比呢？ 1942年《解放日报》改版，毛泽东来讲话，他也去听了。他说，毛泽东针对丁玲啊、王实味等人对延安等级制度的不满大讲一气。他（毛泽东）说，我就是点两根蜡了 ，我就是穿斜纹布，我就穿吊口袋。
我父亲就觉得你怎么这么心胸狭窄呀，我们无非就是批评批评嘛，也没有要怎么样，你反而这么激烈地反驳回来，这么大肆地宣扬自己就是要特殊。这点他非常反感。
他后来一直说，他受刑受得是最轻的。他是五天五夜不许睡觉，不许眨眼睛。他说，他熬过来了，但是关到保安处的另一个人是15天15夜不许睡觉，而且是把人绑在一个木头的十字架上捆起来。你知道他说还有什么吗？有老虎凳。其实厉害的不是他们保安处，是党校。党校是社会部康生直接领导的。它是把人关在一起，让你们自己和自己斗，可以斗到把耳朵都咬掉。他说那个地方就完全没有章法，是非常厉害的。
后来我问过他，我说都给你关了一年多，你觉得这个是胡来，完全是胡来，你怎么不想想这个共产党不对劲呐，后来又跟着它一块儿往前面走啊？他说，因为很快就开七届一中全会了，那个时候抗战也很快就要胜利了，当时李富春做的报告给他非常大的鼓舞，大家团结起来，向着光明、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前进。 我觉得还是受那种思潮的影响：在整个大的革命洪流里，个人是无足轻重的，受点委屈，受点迫害是无所谓的，这是一种必然的牺牲。还是置于骨髓的中国文化的根深蒂固，再加上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的这一套，个人更是无所谓的，特别是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那人就是螺丝钉嘛，他不是有人性的东西。
【编注：晚年的李锐曾对延安整风有过深刻反思。他说：“所谓整风，讲得简单一点，就是整思想上还没有入党，还没有成为‘驯服工具’的知识分子。……对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来说，延安整风运动当然是成功的，党内党外，上上下下，尤其知识分子，思想都被‘改造’了，阶级性、党性，消灭了一切人性，党员都变成驯服工具。”
延安整风只是李锐挨整的开始。1959年中共“庐山会议”上，他因为批评当局发动的“大跃进”运动被打为“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撤销党内一切职务，开除党籍，下放北大荒劳动。文革期间因为批评时任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他被投入秦城监狱八年，直至1975年获释，1979年平反复出。】
他后来自己对这一段的回忆说，那时候已经不涉及对这个党，对毛泽东还有崇拜的成分在里头，但我觉得他对党，对毛主席是有感情的。他的日记和上诉材料里都反映得非常清楚。他想说：我本质上是要革命，我是党里的忠诚的战士，我对这个党，对毛泽东没有二心；我犯了错误，我诚心诚意地承认我犯了错误，我是要改正错误，我还是希望党能够启用我。我觉得他并不是很明确地认识到这个党已经真的是不能要了，真的是一个反人性、反人民、反国家的这样一个党。可能是当时整个社会气氛和政治气氛是非常的高压的，人其实没有很多自由的思考空间。
我觉得后来能够让他静下心来，彻底地回过头去反思、去思考那还应该是六四了。那个时候他其实已经从根本上否定了这个党了。他觉得共产党走到这一步就已经完了，走到头了。
六四以后让他接手中共组织史资料的编纂工作，他就接触到了很多他进延安之前的资料。因为共产党的级别是很森严的，他一个做工程的水利电力部的人是接触不到这些共产党的组织方面资料的。而他又是进了延安以后的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对于之前中央苏区的事情，红军在进延安之前的事情他完全不知情。这一部分的历史档案资料使他非常的震撼。还有就是当时邓颖超看着、守着，一定要把周恩来生前的很多东西销毁，这是经过他的手。在销毁之前，他看到了周恩来的很多批示，他觉得比“四人帮”还“四人帮”，那对他也是非常大的震动，认识到从党的根儿上，一开始就不对，我觉得跟他接触到的大量的史料有非常大关系。
【编注：李锐在《李锐口述往事》中说：“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前，对自己人的整肃搞了不止一次，大的有苏区的肃反、打AB 团等，共杀了十万人，直到延安的审干、抢救运动，各根据地的反托派，小的无数，真是太可怕了。这些问题至今没有结论。”】
我问过我父亲，你从什么时候就比较大彻大悟了？是不是因为59年庐山会议把你给开除（党籍）以后，文化大革命你又在秦城监狱里头呆着，所以就想明白了。他说不是。他说是他平反复出以后，1979年，我记得应该是5月份到美国来。一下飞机，他一下明白了。他看到美国那种富足，老百姓那种自由，脸上那种很随意、很坦然的样子，大家都很平和的氛围。他对超市、大街上的汽车、高速公路也都特别有兴趣。因为他过去只去过苏联，苏联那时候其实很贫穷。但是他到了美国一看，原来是这个样子。他不知道西方世界已经这样富足了。他说是踏上美国国土的那一瞬间，他彻底醒悟了：这个是我们追求的社会主义，是我们追求的理想国度。当时一下就觉悟过来了——共产党的这条路线已经完全错误了。
他最后彻底的醒悟就是习近平要修宪要连任，这个老头子就彻底绝望了。因为习近平迈出了这一步，那他彻底看明白了。
【编注：2019年2月，李锐去世，享年102岁。中国历史学者、《李锐口述往事》的编纂者之一丁东写道：“李锐先生早年满腔热情参加了这场革命运动，中年又遭遇革命吞噬自己的儿女，晚年对革命进行了沉痛的反思。他的一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个缩影，是中国民族百年沧桑的一个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