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人：郭于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郭于华，1956年生，社会学家，主要关注中国底层社会的苦难，包括农民工、失业下岗工人、劳工维权等。对北京直言不讳的批评让她成为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也时常是当局噤言、打压的目标。
童年时成长于北京的机关大院，父母曾是军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父亲被打成“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简称）受到批斗。他1968年因病去世时，郭于华尚未满12岁。家庭的变故让这个内向胆小的女孩一夜长大。
1971年9月“伟大领袖毛泽东亲手选定的接班人”林彪所谓的“叛党叛国仓皇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事件发生后，毛迫于形势不得不降低斗争的调门。因为家庭的背景，14岁的郭于华被批准参军，成为当时年轻人最向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一员。那时候的她爱党爱国，用她自己的话说，“通红通红的”。不仅是她，当时整个中国社会的氛围都是如此，尤其是在军中。刚满18岁时，郭于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郭于华说自己的觉醒不是来自某个瞬间，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1980年她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寒窗十年，获得博士学位。从原来的不明白，到有一些明白，再到觉醒，大都是在这十年间校内校外的所见所闻的启蒙中完成的。
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中国人还记得那蓬勃、自由的80年代。改革开放打开了国门，西方思想文化涌入，让刚刚经历了十年“文革”浩劫和连续三十年思想文化封闭的中国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新奇、舒畅和希望。然而，1989年中共当局出动野战军攻入中国自己的首都。北京的枪声似乎在一夜之间扭转了中国“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前进方向。郭于华说，她也跟千百万中国人一样，自那时以来就不再对未来抱任何幻想了。
我是在北京的中央机关大院儿里长大的。我父母曾经是军人。父亲之前是北大毕业的。 49年以后，他们还属于军队系统，到我出生的时候已经转到地方了，不穿军装了。
【编注：在毛泽东为清除异己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从中央到地方，大批共产党的干部被被打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到严酷迫害。 郭于华的父亲被造反派揪斗，剥夺了医治权利，1968年因肝硬化去世。】
我父亲去世那会儿我还不到12岁，当然会对人产生特别大的影响，比如说性格。我小时候性格特别的怯懦，特别胆小，遇到什么事儿就只会哭这种。但是经历文革这个时代之后，其实是逼出来的嘛。我的两个哥哥比我大十几岁，都去外地工作了。我姐姐大我五、六岁，还没有成年，但是也工作了。她老在那个工厂里面，特别晚也不回家，我就特别害怕，一个人都不敢回家，老在外面等着她。我记得我姐姐当时跟我说：“从今往后，你遇到什么事儿，遇到别人欺负你，你只能靠自己。”没有办法，我爸爸也不在了，我妈妈那段时间也不能回家，家里只有我一个，脖子上挂着个钥匙，那是比较艰难的一段时间。
但那会儿年龄小，很多事儿不懂，也没有觉得活不下去那种感觉。反正就是遇到事儿了，使劲儿记着哥哥姐姐说的话，遇到人家欺负你，首先你不欺负别人。但你也不能软弱，被人欺负。一旦有人欺负你，就记住：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所以那会儿我性格也就变化比较大吧。多年以后同学聚会，他们还回想说，我是班里唯一跟男生动手的女生。
那会儿就是有点无依无靠的那种，什么事儿都得靠自己了，包括生活。那段时间，都是票证经济，每个月要去领粮票啊、油票啊。要把这些供应的东西买回来。这个月你要是忘了，就没有了。
【编注：在红卫兵和造反派冲击政府机关，发动夺权风暴后，中共党内温和派最终部署军队恢复了对政府机构的控制，他们还允许一些未成年人参军，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种特权。】
我们那个院儿的很多孩子去参军，都是都很小，15、6岁，我就跟我妈妈说，我也想去。我妈妈也特别希望我能去，因为那会儿你要是不去，中学毕业，你就要下乡插队了嘛。后来就特别使了一些劲，找了一些人。最后我比别人去的都晚，人家12月就都走了，我是1月份才离开家走的，算是比较幸运的一个契机吧。
【编注：1971年，14岁的郭于华参军入伍。在那之后的九年间，她在武汉军区空军通讯团担任士兵和副连职技术员。刚满18岁时，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兵那会儿感觉要是不入党，就是比较落后，比较有问题的这种。几乎所有的人都会是这么想。特别是在军队，如果你没入党，会觉得肯定是你有什么问题，或者说你不努力，或者说出了什么问题。入党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如果你入不了的话，会被视为不正常的状态。那个氛围就是这样。如果你不是在军队，在其它地方，可能那个自由空间还稍微大一点。军队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个人自由的空间。我不是小粉红，那时没有“粉红”这个概念，那个时候大家都要很红很红，通红通红的。
我是79年末的最后一天回到北京，80年考的大学。恰好80年到89年都是在大学校园里度过的，其实从原来的不明白到有一些明白，到有点启蒙或者觉醒的过程是在校园这将近十年的过程中完成的。
我们刚进大学的时候，看见77、78级那些学长们在自由竞选人民代表，有大学生、也有青年教师，在校园里演讲，参加竞选。这对于我们来说都特别新奇，就觉得他们是在参政嘛，希望参与到政治治理当中。那时候的争论、讨论都很活跃。一个是社会氛围变了，再一个毕竟高等教育停了十年。被挤压了那么长时间的求知的欲望，需要追寻真相的力量、动力非常之强。再加上西方各个门类的思想，学术的翻译、引进，像《走向未来丛书》、《中国与世界》丛书，都对中国的学者起到启蒙的作用。
我上大学时已经24岁了，之前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没有什么质疑和批判的意识。比如说像林彪事件的时候，那时候毕竟还未成年，也不会思考那些问题。改革开放的时候，起码知道再伟大的人，或者宣传上再伟光正的一个组织，它也是会犯错的。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诗人叶文福来学校组织讲座。当时他的诗作也是引起特别大的轰动，对于高官贪腐的抨击，实际上是很具批判性的。他写的《将军，你不能这样做》那个长诗，真的让很多人很振奋，觉得这些东西是应该去批评的，这些黑暗是应该去揭露的。
但是我觉得彻底放弃这样的期待，当然还是89六四。六四之后就不会觉得它只是犯了错误，有改革的希望，是以前不切实际的幻想的一种破灭吧。后来这30多年过去了，实际上你看到它是不可能认错的嘛。你不认错的话，要靠什么来维持？你就只能靠欺骗。这个欺骗就等于是你告诉大家的历史是不真实的。我自己是做口述史研究的，当然知道历史不能只有一种声音。当我们只有一种声音，一种现实的时候，当然要打一个问号，一定要质疑。你还要用强制的方法让人家接受，不接受就会用压制的这种方式。那我当然反对这个东西。
我声明退党是14年。其实我2000年进清华（任教），我就从来不参加这种活动，我也不交党费。我说，我每年都资助贫困山区的孩子读书，每年大概是2000块钱吧。我就把人家给的那个捐资助学的回执就给他。我说：“就这个，没有钱”。
我觉得他们一个是反历史——不让大家知道历史真相；再一个就是不许人们追寻真相。你要追寻真相，或者你要说句真话，那么这也会带来巨大的风险。这些年其实我们也都感同身受嘛。那就导致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个权力的合法性何在呢？
党统治全社会，这是一件特别可怕的事。在改革开放之前，在毛时代肯定是这样的。但是今天这种状况改变了吗？我觉得根本没有根本改变。它权力独大，它独断专行，想怎么着怎么着。毛时代是计划经济体制，不让你发展市场经济体制。而今天呢，它鼓励你发展市场经济体制，但是这个市场是为它来谋取巨额利益的一个空间。那你说，哪会企业家精神啊？他财产都不安全，敢创业吗？他精神都不自由，怎么创新？看一看老百姓有多少发展？看一看那些农民、那些农民工，他们有什么样的发展？很多都是韭菜。整天割来割去的自己还不知道，还挺骄傲。改革开放巨大的好处、红利都被谁拿去了？这是最根本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