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广西全州县卫生健康局日前关于“社会调剂”超生婴儿且不留存任何记录的一纸文书引爆了舆论。曾给亿万家庭造成惨痛祸端的“一胎化”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再度受到公众挞伐。批评人士认为，当局虽然迫于舆论压力宣布将几名相关官员停职检查，并就此事展开调查，但显然是为了掩护这起事件背后的制度根源。另一方面，有评论认为，这份由县卫健局发出的“信访事项不予受理告知书”实际上相当于承认一些地方政府在调剂超生儿的政策下，进行了有组织的拐卖儿童。
官员抢婴转卖被洗白为“社会调剂”？
据中国媒体报道和家属提出的刑事诉讼材料，邓小周是全州县安和乡四所村农民唐月英、邓振生夫妇的第七个孩子，在他不到一周岁时被当地计生官员以“社会调剂”超生子女为由强行抱走。
生于1989年9月8日的邓小周有三个哥哥和三个姐姐，按照当时的计生政策属于“严重超生”，需交各项罚款六千多元人民币。按当时币值计算，这是一笔巨大数额。
1990年8月25日，时任乡计划生育工作管理站站长高丽君以到县计生委说明情况为由，派车将邓小周父母和大姐四人接到高丽君家，期间提起将邓小周送人领养。晚饭后，高丽君让邓振生送刚买的红辣椒回家，再把唐月英和两个孩子送到县城一家旅社住下。次日一早，五名陌生男女把邓小周从唐月英手中强行抢走。此后33年来，这孩子杳无音讯。
曾在中国从事多年维护妇女权益、救助被拐卖妇女儿童的原中共军官姚诚对美国之音表示，以超生为由把被视为父母心上肉的小宝宝强行抱走，就是抢走。
孩子被“调剂”失踪 父母苦盼骨肉团聚
成都传媒集团旗下的红星新闻网报道，唐月英至今记得，在高丽君家吃晚饭那天，高丽君的家公曾对她讲：那个家庭很好，无子无女，在孩子大学毕业前，不给走亲来往，30年后，孩子成家立业后，会回来认父母亲的，等等。
报道说，唐月英、邓振生苦等了近33年，却等不到任何信息。夫妇俩决定，请律师和建人代书《刑事控告状》进行刑事控告高丽君等人，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希望找到儿子邓小周回家认亲。
结果等来的是，全州县卫生健康局7月1日签发的一纸 “信访事项不予受理告知书”。
政府行为被指突破人类道德底线
告知书称，“根据20世纪90年代全区计划生育工作严峻形势，严格执行‘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政策，对违反计生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强行超生的子女中选择一个进行社会调剂，是县委、县政府根据当时区、市计划生育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和全县严峻的计划生育工作形势需要作出的决定。”
告知书称，“经核实，你们超生的孩子（属第七孩）是由全县统一抱走进行社会调剂，不存在拐卖儿童的行为。为便于和促进全县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当时被全县统一进行社会调剂的超生孩子去向，没留存任何记录。因此，我局对你们提出的信访事项不予受理。”
从网络社交平台的反应来看，尤其让公众感到愤怒和难以置信的是，这份冠冕堂皇的政府文书中明确表述的“超生的孩子是由全县统一抱走进行社会调剂，不存在拐卖儿童的行为”这一说法。
旅美人权活动家陈光诚对美国之音表示，超生婴儿邓小周所谓的“由全县统一抱走进行社会调剂”是典型的共产党明火执仗，不仅涉及拐卖儿童，而且突破人类道德底线。
当局仓促回应舆情 网友发文质问
关于超生婴儿邓小周被”社会调剂”的告知书引起网络刷屏热议后，桂林市政府新闻办公室7月5日发布情况说明称，责成全州县对漠视群众诉求、行政不作为的县卫健局局长和分管副局长等相关人员停职检查。该市新闻办还表示，工作组将深入调查了解有关情况，切实维护信访人合法权益。
一篇署名“江湖小舞”的网文问道，“调剂的孩子到底调剂到哪里去了？这种所谓调剂跟社会上的拐卖儿童、贩卖人口有什么区别？调剂的孩子调剂给什么人了？调剂一个孩子卖多少钱？调剂孩子的钱财流向了哪里？调剂孩子的户口落在了哪里？调剂的孩子还能不能找回来，重回原生家庭？有没有孩子在调剂中出现了意外夭折的现象？”
记者注意到，有关邓小周事件和政府在大批孤儿被海外家庭收养过程中扮演的角色的一些文章已被中国一些主要门户网站屏蔽。
评论：超生儿遭“社会调剂”曾是普遍现象
流亡美国的人权工作者、中国军队国家化推动者姚诚表示，十多年前，他为了救助当时受生育政策侵害的家庭和儿童，走访了湖南邵阳地区的一些社会福利院，那里收养了一些家庭的所谓超生子女，统一改姓邵，由来自欧美的人士交付“捐款”后领养。在美国的中国妇权组织出版的 《邵氏弃儿》一书有详细介绍。
姚诚说，全州县那份告知书所说的“社会调剂”，他还是第一次听说，但是这种事情在实行了几十年的计生暴政下并非孤立个案，实际上就是政府在卖孩子。
中国官媒中青报2014年05月07日就报道了社会调剂超生儿的案例，题目是《被“调剂”了23年的人生》。
全州县邓小周事件曝光后，中青报这篇八年前的报道被一些传媒和网友挖出转发。报道中记述了四川达州一个半岁大的超生女婴因父母交不起8500元超生罚款被计生办抱走，后来以200多元的抚养费“调剂”给了三十几岁娶不起媳妇的单身汉。
法律学者陈光诚指出，所谓的社会调剂是中共对人民有组织的犯罪，灭绝人性。他说，他任职的美国天主教大学一名来自山东的学生亲口告诉他，其哥哥年幼时被计生人员强行抱走，至今下落不明。
人权艺术家：公权力把人当作经济作物
长期关注暴力计生侵害人权问题的一位中国艺术家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大规模的所谓调剂超生现象，并不奇怪，因为官员的指导思想没有把人当作人看，而是当作经济作物，可以利用权力手段加以调配，以适应他们的经济发展战略。
他说，“出现法律纠纷，法院只要是关于计划生育案件概不立案，由于官员（政绩和升迁）在政府实施计划生育一票否决权的压力之下，地方政府为了达到上级下达的指标，采取各种非法和非人道的手段不足为奇，党组织是不会错的思想支撑着他们的兽性。据我所知，像邵氏孤儿的调剂现象只是其中一种手段。”
湖南邵阳地区“邵氏弃儿”事件是一起政府没收婴儿事件，被认为是一起抢婴牟利恶性事件。
美国之音2011年曾发表多篇关于中国官员利用计生政策赚钱和湖南邵阳计生干部抢婴牟利的报道。在此之前，香港南华早报和财新传媒《新世纪》周刊也先后作过相关调查报道。
邵氏弃儿换钱 国际收养咨询机构标明“中国政府收费”
据财新传媒和香港南华早报等媒体报道，2000年前后至2005年，湖南省隆回县、洞口县计生办为获得社会抚养费，将疑似未婚先育、超生、抱养、不符合收养规定的孩子强行“没收”，向其家人索要约万元人民币的社会抚养费。婴儿家属若赎回不及时，计生办伪造文书使婴儿身份变成“弃儿”，送到福利院统一改姓“邵”并改名。
据介绍，由外籍人士收养，这些福利院获得3000美元的“赞助费”，计生办工作人员也会从中得到1000元人民币或更多的提成。
美国一家为收养中国儿童的家庭提供咨询服务的非盈利机构在其官网列出的各种费用总共为17000到27000美元，其中包含往返旅费和“中国政府收费”（Chinese government fees）。
这家咨询服务机构强调，由于中国收养过程的结构化性质及中国人的整体诚实，收养家庭可以放心，飞往中国去接收被推荐给他们的特定婴儿，并且所付费用与收养机构提供给他们的费用表会相当接近（差额在 50至150美元之间）。
评论：利用超生婴儿的灰色产业链
那位关注人权的艺术家还表示，中国一些地方基层到区镇村级别，公职人员会把超生的婴儿直接卖给人贩子，医护人员直接从中得利，地方计划生育的官员会提成，形成一个灰色产业链。他表示，中国拐卖儿童案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超生婴儿。
他说：“计划生育可以说，从上层到基层都是参与者。计划生育政策不仅没有提高人口质量，而且还拉低了人口质量，农村有一胎半政策，而城市职工只能一胎，从教育资源来说，差距很大。现在又鼓励奖励生育，可看出决策者是没有任何理论依据，就是权利的任情狂妄。”
独立时评人、自媒体《王剑每日观察》主持人王剑在油管（YouTube）视频中指出，把超生的孩子，特别特别是交不起罚款的孩子送走，这是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的一个普遍的做法。
他说：“以社会调剂的名义把这个孩子送走，甚至贩卖，相当普遍。用社会调剂的名义，是把人物化。把人变成一个物品，调剂是互通有无的意思。调剂是针对物品，没有针对人类的。你可以看中共是把人类物化，就是变成物品。第三，计划生育政策祸国殃民，残害中国人民数十年，这是中共灭绝人性政策中影响最广、危害至深的一项。第四，计划生育在中国成为了另外一个禁忌议题，和文革一样。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深入的揭发这件事情，让世人了解。”
评论：计划生育政策是杀人基本国策
长期研究中国人口发展趋势的威斯康星大学学者易富贤是《大国空巢：走入歧途的计划生育政策》一书的作者。
他认为，人口增长有一个内在的调控规律，不需要人为的计划生育，而长期错误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改变了当代中国年轻人的生育观、生命观和他们的思维模式。
易富贤教授早些时候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早在1991年就该放弃一胎化政策，才不至于出现当前如此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压力和男女比例失衡等社会问题。
今年早些时候，徐州铁链女事件引爆中国舆论场后，有人把计划生育带来的广大农村成年男子（俗称“光棍汉”）的过剩现象与拐骗妇女犯罪活动和买卖婚姻恶习联系起来。
关注计生暴力的人权艺术家对美国之音指出，由于中国重男轻女的现象严重，好多地区，为了生男孩，把大量的女婴丢掷荒野。他说，福建有一个村庄，有个地方是专门丢弃女婴的地方，孩子都是活的，因为没有护理或者蚊虫叮咬野狗蚕食，惨不忍睹。
流亡美国的原中国海军司令部军官姚诚认为，被中国政府列为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反人类的杀人政策，只有从上面否定这个杀人的基本国策，才能解决该政策导致的一系列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