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近日开设的一门“恋爱心理学讲座”十分火红，吸引不少学生爬墙翻窗，甚至搬凳子挤到走廊上听课。观察人士说，婚恋课是中国政府解决人口危机的调控手段之一，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中央没有真正去反思为何8亿人口时要计划生育，14亿人口时要开放生育，仅在现有条件下修修补补，婚恋课终究无助于大局。
武汉大学近日开设了一门恋爱心理学讲座，爆满的上课场景在网络上引发不少关注。课室座无虚席，挤不进去的人，有人翻墙爬窗，坐在窗棂上听讲，也有人自备凳子，甚至有三名男学生并排挤在阳台上遥望教室听课。
有网友对此调侃：“这辈子上课没这么积极过”，也有网友说：“希望爬上窗台的那三位小兄弟早日脱单，努力被看到了”，还有人说：“爆满的课堂装不下对知（恋）识（爱）的向往”。
环球时报见状在微博发文提醒：“认真听课的同时，更要注意安全！”。该堂课的授课老师、武汉大学哲学院心理学系教授喻丰在接受中国教育电视台采访时表示，该课讲述爱情关系的心理学理论和心理学实证研究，将爱情分成几个阶段，从如何寻找一个人并开始恋爱，到如何维持一段关系，同时也教导学生厘清PUA（用不良行为吸引异性）是一段不良关系。
因安全原因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一位中国大学林姓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197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提出七大基础学科（数学、逻辑学、天文学与天体物理、地球科学和空间科学、物理学、化学、生命科学），其中第二个就是逻辑学，可见其重要性。但国内研究逻辑学的人少得可怜，普通大学也鲜少有专门逻辑学的教研岗位，变成真正重要的、联合国所建议的课程没有开，反而开了表面上看似可以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婚恋课。
无助于解决人口危机
林教授表示，现在中国社会的婚姻质量不佳，结婚率下降，离婚率很高，人口出生率很低。出生率大幅下降影响消费，使得将来中国的经济结构会更糟糕，几乎可以预期未来整体经济是朝向下行的，所以促使人口再度增长是中央迫切的危机，因为人口增长是经济增长的根本。
这位林姓教授说，但中国人口增长不起来，应该要先反思为什么在8亿人口的时候要计划生育，到14亿人口的时候却要鼓励生育，不反思就无法找到问题根源，人口肯定还是会持续下降，即便开婚恋课也无法提高结婚率。
他说：“在现有的条件下修修补补，那只有一条路了，开婚恋课了，但开婚恋课于大局无补，真的没办法！”
中国高校传播联盟去年的一份调查或许印证了这位教授的说法。该调查显示，有88.23%的大学生支持大学开设恋爱课，认为恋爱课的意义在于树立正确爱情观的占了55.54%，可帮助解决恋爱中实际问题的占24.9% ，但认为可以帮助青年找到一份爱情的只有4.47%，甚至比认为开这门课没什么用处的人（5.45%）还少。
事实上，武汉大学并非开设婚恋课的唯一学校。2013年华东师范大学开过“婚姻与爱情”，2015年郑州师范学院开设“爱情心理学”，2016年天津大学开过“恋爱学理论与实践”，还有南京大学也曾开设“校园恋爱公开课”，都很受到学生的欢迎。
中国一名大学生黄琪（化名）告诉美国之音，婚恋课在校园会大受欢迎，估计跟自我压抑与欲望解放有关。
她说，大陆年轻人在渴望恋爱的年纪被迫学习课业，性与欲被压抑， 导致了进到半成年时期对性与欲的探索蓬勃扩张。在渴望恋爱的年纪又因受甜宠剧的情节影响而产生幻想，但幻想被压抑以后，不是变得冷感，就是在课业上更加积极进取，试图透过各种方式抒发内心的情欲。相较之下，恋爱课在台湾大概不会是什么新奇的事，因为台湾早已过了那种对未成年禁爱令的时代。
专家：就中共治理角度而言是正向的
台湾国立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刘正山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如果从中国治理需求的角度来看，中国大学开设婚恋课绝对是一个正向的讯号跟指标，甚至是必要的。他以爱国主义为例说明，中共透过播放“长津湖”电影，再掀年轻人的爱国主义风潮，取得很大的成效，自然可以想像，中共当局也会希望借由鼓励大学开设婚恋课，让“成家”这个社会工程也能获得成功。
刘正山说：“而且这其实是一种激励，就是这个讯号带来人口的转变和人口的重新成长，这种社会工程是可能有机会（成功）的，何乐不为。”
观察人士普遍认为，婚恋课爆满的现象，是青年对爱情的向往，希望透过课程获得爱情的快速解方，以及补足年轻人对两性和性方面知识的不足。
刘正山提出了更深刻的分析。他指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个程度，也就是当个人物质满足以后，就会继续去追求圆满的人生。婚恋是一种追求幸福感的动作，这也意味着中国的物质条件已达到一个水准。
但如果从社会结构层面来看，他个人认为，大部分的两性关系应该是透过家庭、社区或者是家族等方式慢慢建立起来，但家庭没有办法给子女自信的两性榜样与参照，因此青少年只好寻求新的指引，而这个指引来自于大学最具有权威。因此，大学开设婚恋课可能是家庭功能的一个问号。
大学课程提供爱情捷径
刘正山还认为，中国社会把两性关系越来越商品化，让所谓的爱情、幸福感快速地从文艺或是美感的角度进入到商业运作而变得物质化，甚至节庆化。例如即将到来的双十一光棍节，就是助长单身焦虑的节日，利用网路消费来填补没有情人的空虚。而大学的课程似乎也提供了一条爱情捷径。
他说：“所以透过课程选课而取得爱情，这个当然就会变成好像爱情是可以透过选课而取得的一种知识，或者像是一条获得爱情的捷径，那大陆的青年基本上买单。”
分析人士说，同样重要的概念，例如一些真正具有省思的社会课程，如“良善的政治”为什么没有受到同样的追捧，值得深思。此外，虽然大学开设婚恋课无可厚非，但真正两性观念的建立却应该在小学、中学时期就开设，到大学才开课谈两性和恋爱观，从供给面来看，这是大学逐渐走向哗众取宠，用专业形象来包装商业化的概念，但最终结果将是排挤专业。
台湾国立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刘正山表示，台湾的大学过去也有开过类似婚恋课程，现在几乎都没有了，这是因为台湾社会已经慢慢进到一种言论自由的地步，社会上充满各种两性专家和星座专家，大学已经没有必要持续成为婚恋答案的提供者，因此很多大学课程最后慢慢回归专业。老师如果想开市场化的课程，也会受到同侪的压力，所以即便是通识课也走专业取向，讲求的是跨领域，而非市场讨好行为，譬如理工科系的人跨选社科学院的基础宪法等。
刘正山说，台湾过去十年已经走过通识改革的路，大学的通识教育不再是以比较好“混”的“甜”和“凉”的学分为主，而是走专业取向，这是因为老师在大学里的专业压力越来越重，通常要在专业上行有余力才会在通识课开设市场取向课程，因为这类课程比较不会成为老师专业上的荣誉勋章。他认为，中国大学开设婚恋课很难跟提升结婚率和人口出生率划上等号，而中国的高校终有一天也会面临通识教育改革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