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7日，中国国务院印发《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其中提到要“减少非医学需要的人工流产”。中国人工流产数量长年居高不下，几十年一胎化政策导致大量妇女被迫堕胎，而当下中国的性观念开放和性知识缺乏也带来大量人工流产。消息一出，各界解读不一。有人观望，有人认为无需提前过分解读，也有人认为这是中共一贯的专制传统又在作祟，试图把政府的人口发展目标再次强加给生育意愿低靡的广大妇女。
“减少非医学需要的人工流产”
9月27日，中国国务院印发《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贯彻落实。全文长达五万多字，其中“完善保障妇女健康” 、“加强妇幼健康服务体系” 、“保障孕产妇安全分娩”等目标，看来和之前的纲要大致雷同，但是其中一句话引起媒体的注意：“减少非医学需要的人工流产”。
通知一出，中国社交媒体掀起小小波澜。应该如何解读这短短一句话？
在对评论审控相对宽松的网易新闻，关于此话题的一条贴引来4万多评论，几乎所有都是冷嘲热讽，挖苦政府当初暴力计生，如今又显露强制生育的苗头。评论里有不少70后80后，小时候目睹妇女超生被强制引产堕胎惨像，至今无法抹去记忆。“接下来避孕套要摇号才能买到了吧”，“月经主任马上就到”，有评论戏称。有人指责政府“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还有人说“放心吧，你跪那求我也不生！”
新浪微博关于此话题的讨论也是众说纷纭，解释不一。有读者认为这只是要减少年轻人未婚先孕的问题，也有人认为“国家先放话，看看舆论风向如何，然后再择机解释”。
中国政府今年5月10日发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宣布，全国人口共14.1亿,过去十年人口平均增长率比上一个十年的平均增长率下降了0.04%，劳动年龄人口和育龄妇女人口均有所下降。根据普查公报，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亿，占18.70%，相比十年前上升5.44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将持续面临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压力。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表示，“老年人口比例上升较快，老龄化已成为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
今年8月，中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一对夫妻可生育三个子女，标志着“三孩”生育政策正式入法。
位于纽约的NGO“中国妇权”创始人张菁认为，所谓“减少非医学需要的人工流产”，将是中国政府又一次为鼓励生育进行的强制性政策。她告诉美国之音：“现在呢，人少了，人口不够了，青黄不接了，他们又来了，又来这一套。又来强制性的了。总之呢，整个过程就是因为他要执行他的一个政策，没有把妇女，老百姓的福祉放在眼里。人权就不谈了，从来就没有放在眼里面。 所以才会这样子强硬的又来一遭。所以作为中国的妇女确实这很不幸的。”
人口学家，《大国空巢》作者易富贤认为，现在中国还没有出台相关的细节，所以无需过分解读。他告诉美国之音，对待人工流产的态度，应该和人口政策相关。
他说：“以前中国将人口视为负担，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不但鼓励个人堕胎，政府还参与强制堕胎，堕胎广告遍布大街小巷，堕胎像家常便饭一样随便，正规的和不正规的医院，都敢进行堕胎手术，整个社会氛围充斥着对生命的藐视，也无视孕妇的健康。现在人口政策开始转变，也在逐渐从‘视人口为负担’转向‘尊重生命’，那么就必然会规范堕胎，不能像过去那样视堕胎为儿戏。对于中国当局的这一转变，国际社会应该尊重，而不是指责。 ”
血淋淋的强制堕胎史
中国是世界上人工流产率和重复流产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且堕胎趋于年轻化。
中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8年撤销，后与卫生部合并后改为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下属的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于2020年初发表过一篇微信公号长文，称中国2017年有统计的人工流产为962万，约占全世界人流总数的17.4%。在人工流产的妇女中，部分地区重复流产率高达56.4%。在接受人流的群体中，25岁以下女性占47.5%，未婚女性占49.7%，流产次数大于2次的占55.9%。但是，此文提到，根据计生委科研所吴尚纯的研究，中国每年实际人流数量约在1300万左右，因为官方统计数据没有包括私人医院和诊所。
文章说，超过一半的流产妇女年龄在20-30之间，这和中国城镇化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年轻人进入城市有关。这一年龄段的人群人口流动性强，性观念开放导致性生活活跃，然而又极度缺乏避孕节育等性知识。
然而，中国从70年代末开始到2011年逐渐放开，长达三十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了大量非自愿堕胎，在某些农村地区甚至强迫妇女大月份引产，对她们身心均造成严重创伤，是中国历史上一笔血淋淋的妇女苦难史。1991年，中国大陆最臭名昭著的“百日无孩”运动在山东发生。当年4月，山东冠县因为计划生育落后被上级警告。时任县委书记曾昭起发起“百日无孩”运动，要求从5月1日到8月10日，确保全县没有一个孩子出生。这三个月中，但凡怀孕的妇女，无论计划内还是外，第一胎还是第二或三胎，一律抓起来流产引产。
根据《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10》，1980-2009年间，中国合计引流产统计数字是275,413,456。在2.75亿次引流产中，究竟是多少出于妇女自愿，多少出于强迫，恐怕无人能说清，或者是个永远的秘密。
2008年5月23日，湖北洪湖市龙口镇村民张文芳，在怀孕9个月即将临盆之际，被当地计生干部强行带往医院进行引产手术。两天后，张文芳在被打催生针之后失去知觉，醒来后已经失去孩子，医院没有通知她的家人，孩子也不知道去了哪里。更可怕的是，几个月后张文芳做身体检查时，发现子宫和右卵巢已经被切除。深受重创的张文芳，从此落下残疾，至今生活无法离开轮椅。
如今还在为争取养老保险四处奔走的张文芳 ，提到当初的遭遇和现在扭转的生育政策，只能深深叹气。
她告诉美国之音说：“作为我们老百姓能怎么想呀。这些事情，女性的权利，根本上就得不到真正的维护和保护。我当时怀孕是9个月，我是在临盆的时候，他们做的这种事情。我就在那几天生，然后我的孩子到今天为止，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说这就是我永远的噩梦。心里这道坎永远都过不去。我只能忍，咬着牙，心里滴着血，慢慢的过自己的日子。”
山东临沂盲人律师陈光诚，曾因关注当地暴力计生问题并替受害者维权遭受当地政府迫害。2012年，陈光诚逃离中国，目前定居美国。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陈表示，非医学需要的流产，基本上就是要禁止一切堕胎了。
他说：“一方面中共为了他的需要调整他的所谓政策，实际上就是朝令夕改了。治标不治本，没有一个长期的战略性的考量。今天生了就犯法，明天不生又不行。就这么个状况，随便的就是说，左右的摇摆。胡乱，乱搞一气。就像当年你要生孩子，你没有准生证，哪个医院哪个单位都不能接。如果你帮忙接生那就是触犯了共产党的大忌，就会受处分。这个呢实际上归根到底都是专制政权的随意的剥夺公民基本权利的一种表现。”
如何减少堕胎，是否有效
中国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尽管当局允许从2016年起“全面二孩”，但2014到2018年间，每年平均堕胎仍达970万次，堕胎率居高不下。在9月27日国务院印发的妇女发展纲要里，除了引人瞩目的“减少非医学需要人工流产”，同时也提到，“将生殖健康服务融入妇女健康管理全过程，保障妇女享有避孕节育知情自主选择权”。
谁来规定堕胎究竟是“医学需要”与否，如何减少，目前显然还需更多解释。
人口学家易富贤不认为中国会完全禁止人工流产。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尽管会规范堕胎，但是不会如现在美国和澳大利亚那么严格，更不可能禁止堕胎，在保护生命的同时，个人还是有很大的自由度的。外界也不应该过度解读。如果中国在不侵犯人权的前提下，对人口政策进行一些探索，国际社会应该鼓励，也会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生育率下降是全球趋势，日本尽管鼓励生育，但生育率只有1.3，台湾韩国只有0.8-0.9，美国也从2007年的2.12下降到2020年的1.64。都需要探索提升生育率的办法。”
被中国网民称作“三座大山”的教育，医疗和住房，是很多人认为当代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的主要原因。中国政府近期大力整顿教培行业，试图减轻家长在教育孩子上的焦虑感，是否能达到目的还需要时间来证明。
中国妇权的张菁觉得一旦中国政府下决心，可以非常雷厉风行的执行。她说：“中国这段时间以来对各行各业这种大刀阔斧的整治，也是很快的，雷厉风行，上面一句话，下面马上就动起来了。而且一动起来以后就是死无葬身之地，连回转的余地都没有。比如说教培行业，上面一句话，下面马上动起来，砍得干干净净。所以我就觉得他们会大刀阔斧的，会很快的就会动起来的。动起来这个不是很难的，因为一胎化政策在中国已经四十年了。所以只要一声命令一下来，所有的妇女，要去堕胎的，反正想要终止怀孕的 ，马上医院里面医生不给就行了。谁给谁负责，扣谁的工资，扣谁的奖金。这样子的话，谁都不敢动了嘛。”
对此，张菁觉得忧心忡忡：“我一点都不乐观，如果说中共强制的这个政策，强制的生育政策下来，不准堕胎，不准随便随妇女的意愿去堕胎的话，我不知道这个后果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但是我肯定的一点事，目前年轻妇女是不愿意多生的，而且会想方设法的找避孕方式。 所以，当你怀孕了以后，可能那种黑市的打胎啊，或者黑市的那种药物，又会流行起来，那对妇女的伤害是很大很大的。”
四川省攀枝花政府8月3日印发《关于促进人力资源聚集的的十六条政策措施》，宣布对在市乡镇卫生院及以上医疗保健机构分娩的攀枝花户籍产妇，提供住院分娩免费服务，符合医保报销外的资金纳入市级财政预算。对按政策生育第二个及以上孩子的攀枝花户籍家庭，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3岁。
陈光诚认为，类似的奖励机制，并不会起到太大作用。他说：“我觉得会有一些地方去效仿。但是我个人觉得呢，很可能这是中共的一个试验。尽管他表面上没说一个试点或者怎么样，我觉得多少会有点用，但是不会解决根本问题。因为导致现在大家不愿意养更多孩子的原因和因素很多。包括中共长期以来留下来的一些问题。从根本上就是，中共社会资源分配不均导致社会配置错位，通过几百块钱就解决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没有办法真正调整这样一个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