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23日是维吾尔族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被判无期徒刑三周年的日子。他被处刑仅仅是因为他为一千万生活在新疆的维吾尔人声张经济、文化、政治和宗教权利。
尽管国企盛产“僵尸企业”，但习近平仍然想将国企做大做强。关于这点，我从2013年开始，写过不少文章。现在再回头梳理这些文章的分析，只能说习近平今天对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强党对企业的领导一点也不突兀，基本是承接胡温第二任期中国政府的国有企业改革思路而来。
十九大前，中国经济政策最显眼的变化，是让民营资本入股国企，但却不享有话事权。有人惊呼，这是在倒退。这解释过于皮相。
国企改制让中小国企经理变身为资本家，是中国政商关系变化的第一个重要标志。2000年2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广东省高州市考察时首次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被正式写入中共党章和中国《宪法》之后，中国政商关系进入关键性转折，商界精英正式成为中共统治的重要同盟，这表明中共统治更换了统治基础，无产阶级专政的名目还在，但工人农民已经不再是中共的统治基础（连名义上的也被正式放弃）。
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曾发生过如此大规模的私有化，但中共高层却明确否定这一事实，原因之一是，在所谓企业改制的过程中，中国执政集团彻底抛弃了以国企工人为主体的社会底层。
当中国人的全部兴奋点自主或者不自主地放在十九大的权斗、人事布局上，其实与民生关系更深的经济政策已经悄悄拨转船头，中国民营企业担心了好几年的“公私合营”成为现实：中国联通于8月16日公布了规模高达780亿元的混改（国有、私有共同持股的混合所有制）方案，令人瞩目的是BATJ等中国几大互联网公司悉数参与，每家投入几十亿至百亿的资金入股中国联通
十九大之前，王岐山的去留成为中共各派海内外角力的焦点，也成为海内外时评的关注点。无论是攻方还是守方，话都不能说透。
最近一年多，中国经济政策的重点，在于金融整顿。家有七件事，先从紧处来，金融堤坝要溃，当然得先堵。但追溯下去，银行坏帐主要由房地产泡沫、地方债务、国企负债等构成，这就带出另一个问题......
看中外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经济分析，常会发现，还是中国本土学者明白得多，至少知道问题在哪里。引起我这感触的是两条消息，一条消息是最近在中国媒体上刷屏的“黑天鹅”与“灰犀牛”；另一篇是路透社8月24日消息，该消息引述匿名知情人士的说法
“老领导“今年成为热词，这与郭文贵海外爆料多少有点关系。北戴河会议之前，不少人预测，今年这北戴河会议将起大风波，因为老领导们将是十九大之前对习近平与王岐山进行阻击战的最后一次机会。
中美关系牵涉到政治、经济、地缘政治等方面，中美贸易战当然也受制于这些复杂因素。在美国总统川普8月14日发布行政备忘录的前10多个小时，中国宣布从8月15日开始，全面禁止从朝鲜进口任何矿产。
中国知名人权活动者吴淦（网名“超级低俗屠夫”）星期一将在天津第二中级法院受审。法院以案卷中涉及“机密”而宣布不公开审理。连日来，很多活动人士和律师受到警告，有些甚至被软禁在家，阻止他们前往天津围观。
移民是中国过去20年来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当然也是各阶层达成最大一致的行动，不仅富人、官员及其亲属、中产阶层家庭包括社会底层都八仙过海，共赴移民之道，美国则是国人移民的首选之国。
政府与商人关系将有改变的征兆其实早已显现，但许多人是在肖建华被秘密押回北京、吴小晖失去自由之后，才愿意正视这一事实。就算是先知先觉的王健林，几年前虽预感到大事不妙，但也未想到事情来得这么快。
外界对十九大的关注重点，主要在政治人事安排，我更关心一些方向性的经济政策。世界皆知，北京曾宣称自己创造了一个堪与华盛顿共识媲美的北京共识，即中国模式。
今年十九大前的政治斗争，承接了十八大权力斗争余绪，但重点却有不同：十八大时，权力斗争的对手大多都在权力要塞之上，且江泽民、曾庆红都“春秋鼎盛”，有实际控制力。习近平在接管权力之初，只来得及扫清一个薄熙来，直到一年半之后，才开始清理整肃党政军三大系统，这场未完结战役延续至十九大前夕。如今，习近平面临着郭文贵背后以“老领导”为符号的情报系统大叛变，不得不在明暗两条战线上应付对手。
最近取保候审的人权律师谢阳的妻子、湖南大学环境科学教授陈桂秋两天前在一则录像中透露，湖南当局负责谢阳案件的专案组在她家公寓的楼道上装了一道指纹锁防盗门，并且租下了对门的一套公寓，目前正在装修中
最近几个月，我在自由亚洲电台的民主沙龙做节目时，总有听众痛诉自己深受集资之害，数万元投资血本无归。痛诉之后就是痛骂政府不作为，抓了人也没帮他们要回钱。这些听众并不知道，目前社会矛盾的一大引爆点就是以集资、传销、理财产品等名目出现的金融诈骗案频发，据中国公安部不完全统计，亿元以上案件逾百余起，受害者遍布全国各地。金融维稳正成为中国当局深感头痛的问题。
重庆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孙政才落马了。世界对孙的了解与兴趣，远低于他的前任薄熙来，人们说得最多的是重庆魔咒。虽然媒体谈到他的腐败，例如因名表多而得“表叔”之绰号、他妻子是民生银行夫人俱乐部成员、他儿子读康奈尔大学的每年7万美元学费问题，但几乎大多数媒体都明白，他是原先的“接班人”之一，祸起“山头主义”才是真正的原因。
王健林这次被盯上，不少人深感吃惊，其实只要注意金融动态，就知道央行高官早就放话警告。今年3月10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跨境对外直接投资有跟风、过热、盲目的现象，导致交易量增长较快，比如投向体育、娱乐、俱乐部行业的对外投资，对国家没有好处，所以我们要进行政策指导”。这一警告针对性很强，因为在众多热衷海外并购的中国富豪当中，只有王健林的投资流向是足球队、好莱坞、俱乐部与豪宅等。
自刘晓波病情公开直到身后丧事的处理，美德政府、奥斯陆及国际媒体都予以极大关注。北京一方面在指责外国干预中国内政之时，也不得不同意美德两位专家会诊，并有选择地公开一些相关视频。
7月13日，刘晓波先生去世。对中国来说，不仅是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生命终结，还意味着非暴力抗争这一政治理念在中国将进入尘封状态。
7月6日，美国总统川普在华沙发表他本次欧洲行的第一场重要讲话，赞扬波兰在共产党统治时期从未失去对自由、民主的渴望，最终在与专制政权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凡知道捷克的布拉格之春、波兰的格但斯克工人罢工的人，都清楚中欧四国取得民主的胜利不易，但却很少有人思考，1990年代初原苏联东欧共产党政权崩溃之后，几乎只有中欧四国成功转型，俄罗斯的专制回潮举世皆知，“波罗的海三国”、“巴尔干国家”、前苏联各成员国等三大板块，无论是经过各种颜色革命还是战争，目前大都徒具民主形式。
2016年出现英国脱欧、美国川普当选这两大“黑天鹅”事件之后，欧洲急剧左转，崇拜共产主义的各种言论登堂入室。在英国，首相梅所在的保守党在议会选举中失利，主张福利主义的左派政党工党卷土重来；在法国，欢迎移民与难民并许诺增进福利的资深毛粉马克龙在大选中获胜。
今年7月1日起，中国所有金融机构开始全面查核不在中国纳税的有钱人的金融账户资料，这是中国官方不久前公布的消息，目的是从2018年起全面启动中国版“肥咖条款”，向逃税的有钱人追讨欠税，也顺便搜集贪官们藏匿财产的底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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