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敬告读者：为了让读者对中国经济公私之变有完整的了解，本文保留了一些以前发表过的内容。)
国企改制让中小国企经理变身为资本家，是中国政商关系变化的第一个重要标志。2000年2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广东省高州市考察时首次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被正式写入中共党章和中国《宪法》之后，中国政商关系进入关键性转折，商界精英正式成为中共统治的重要同盟，这表明中共统治更换了统治基础，无产阶级专政的名目还在，但工人农民已经不再是中共的统治基础（连名义上的也被正式放弃）。
中共悄悄更换了统治基础
中共政府对商人的崛起相当在意，有过不少未对外公开过的官方调查。《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论坛》在2010年第4期封面文章《中国新富家族》中曾透露：有关机构在2009年发布了中国3,000家族财富榜总榜单，3,000个家族财富总值16,963亿，平均财富5.654亿。进入总榜单的1万个家族，财富总值21,057亿，平均财富值2亿元。
该文总结了中国“新富家族”的构成： “其一为草根崛起。最典型的是浙商和广东商人；其二为体制内起步，以商人终结，或者本身亦官亦商，头顶红帽”。这篇文章以苏南商人为红帽商人的代表，但“九二派”商人也应该归于此类。“其三为红色家族。这种类型的商人家族，拥有深厚的政治与资本，故起步高，容易获得社会资源。这些红色商业家族，多从事一些需要审批的贸易，基础产业，能源等产业。房地产行业亦多为红色家族钟情的领域。”
有趣的是，该文对前两类商人都列举了代表人物，但对第三类商人却未提及一个名字，只是指出：“在国外，富豪家族一般呈现几个特点，一是草根商人占绝大多数，二是在竞争性领域的商人家族占大多数。对比这两个领域，中国商人家族的构成，存在很多隐忧。近年来日益被诟病的权力资本，权钱的联姻，为中国商人家族蒙上了一层阴影”。
中国政商关系面临双重制度诅咒
人民论坛这篇文章再次将中国政商关系的明暗两个层面摆上桌面：表面上是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实质上是官员与企业家、商人的关系。这两层紧紧粘在一起的关系，注定了中国政商关系面临与生俱来的双重制度诅咒当中。
第一重制度诅咒是官员们“家国一体”的利益输送机制。
中共政治就是极权政治，以“三个垄断”著称，即政治垄断、经济（资源垄断）与舆论垄断。这种三个垄断格局在计划经济时代就已经形成，但那时有权力无市场，大小掌权者最多是房子住大一些，享受特供与子女就业特权。到了改革开放时代，政府官员掌握的权力可以通过市场变现，即笔者讲的“权力市场化”。这一点，注定了中国的官员必然会有寻租冲动。如果家人不够能干，就充当权力掮客，官商勾结；如果妻子儿女兄弟姐妹中有能人，就自办企业，因为向别人寻租，远不如自家人开办企业安全可靠。这就是近几年反腐当中一个贪腐官员落马往往导致家庭成员及朋友圈同赴监狱现象的原因。
为了让官员们能够祛除这重诅咒，前些年国内很认真地讨论过如何“以有条件特赦贪官推动政改”。这类讨论从本世纪初就一直存在，但以2012年那轮讨论最为认真，一些颇有社会名望的人士加入了这场讨论。笔者曾在《“特赦贪官推动政改”为何不可行？》一文中分析过此论的来龙去脉。
第二重制度诅咒，则是企业家的原罪问题。
由于中国政府掌握资源分配大权，政府对企业的关系是种“赐予”的关系。所谓“权力市场化”，其特点是“权力”要变现，必须依靠“市场”，两端紧密结合操作。也因此，掌握资源分配大权的官员成了“造就国王的人”，这是中国绝大多数企业家不得不背靠官场的原因。即使是高科技行业的富豪，也不敢说自己可以不依靠官府，因为市场准入、税收、企业年检，在每道关卡上被“穿小鞋”都可以让商界难过。商界人士都知道，经营好政商关系，意味着掌握了“重要资源”。
“三个代表”思想开启了政商结合的制度管道
这两重制度诅咒，江泽民有心破除，他在2000年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开启了中国民营企业家挺进政坛之路，为政治利益集团与经济利益集团融合提供了合法性。但在中国政治体制未变革的情况下，这条道路既方便了权贵阶层与官僚集团攫取更大经济利益，也使商人堂而皇之地获得政治保护伞。
“三个代表”理论出台之后，本人在《书屋》杂志2000年第3期发表《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指出中国正在抛弃工农等社会底层，形成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们与外国资本联合共治的寡头联盟。同年6月，作者在上海欧亚管理学院一次公开演讲中提到：江泽民“三个代表”是“两实一虚”，经济精英代表“先进生产力”是实指，执政集团代表“先进文化”也是实指，经济精英被吸纳入中共，因此这“两实”的代表其实只有一个，就是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则是“一虚”，因为“人民”是个集体名词，是无数个体的名义集合体，无法代表自身，终究还得由中共代表，因此，说是“三个代表”，其实全由中共代表了。作者以上言论被视为是讽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这笔“新帐”，加上此前《中国的陷阱》（国内名《现代化的陷阱》）一书被中共当局记下的“老帐”一道清算，作者遭受中国当局的政治迫害，包括降薪降职、禁言与全天候监控。2000年7月，作者在北京经历了一场离奇的车祸之后，不得不于2001年6月出走美国。《书屋》杂志主编周实先生则被撤职，在50岁盛年被强令“退休”。
从2005年开始，中国商界、学界曾兴起一波关于企业家原罪的讨论，主要观点汇集于《原罪：转型期中国企业家原罪的反思及救赎》一书当中。该书将“原罪”归咎于三大原因，即制度不完善和社会转型的先天不足、政策和法律的后天失调以及滋生原罪的社会环境，并列举了对此的三种声音──追究派、反对派和折中派。在这场讨论中，为企业家原罪辩解并反对追究原罪的人，占据了最终的话语优势。但社会讨论中反对追究原罪，毕竟不是政府正式赦免，这为中国政府掌控商人阶层留下了很方便的制度通道。
江泽民改变了中国的什么？
美国高盛前董事罗伯特·劳伦斯·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曾以“他改变了中国”作为江泽民传记的标题，那么，江泽民到底改变了什么？
自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问世，中国当局鼓励资本家入党，蔚为政治潮流，众多民营企业家进入各级人大、政协，中国政治俨然步入了“精英共和”的初级阶段。胡锦涛执政十年，对江泽民立下的政治规则萧规曹随，在“两会”代表中继续吸纳富翁。这种“精英共和”的表象，让近年西方媒体的“两会”报道增加了一个重要主题：中国“两会”的富豪人数，以及两会富豪代表的财富与美国国会议员财富之比较。
2015年两会前夕，《纽约时报》报道说，胡润百富榜上中国最富的1,271人里，203人（七分之一）是“两会”代表，他们的资产总和近3万亿元人民币，超过奥地利经济总产值。
中国“两会”富豪代表的财富总值相当惊人。据胡润中国财富报告提供的数据，中国最富有的70名人大代表的个人资产净值在2011年一共增加了115亿美元，创下898亿美元（折合5,658亿元）的新高。相比之下，被中共宣传品称之为“金钱帝国”的美国国会、最高法院及白宫的660名最高官员在同一时期的个人资产净值为75亿美元，低于70名中国富豪人大代表一年中增值的财富。2017年3月，据《胡润富豪榜》数据显示，全国人大和政协代表“百富榜”上的100名富豪在过去4年里财富增加了64%，从2013年到2016年，他们的身家总和从1.8万多亿涨到3万多亿元人民币。
号称“共产党领导下、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中国议会──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确实成了富豪与官员的俱乐部。彭博新闻对这一现象发表评论：“全国人大偏爱亿万富翁，体现了中共和富豪之间的融洽关系。在这个体系的各个层级上都有当地官员与企业家串通合谋，发家致富”。
邓小平的改革，给了私营经济一席地位：为公有制经济拾遗补阙。江泽民让资本家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昂首挺胸走进人民大会堂，这在主张消灭私有制、视资本家为剥削者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国家当中，确实是开天辟地第一回。此前，无论是什么学术大师，都无从设想水火不容的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能够结合在一起。只是这种结合，主动结合者当作一种恩赐，被结合者心怀忐忑，婚床之间始终存在一道裂缝，一有风吹草动，裂缝就会扩大。自从习近平成为中共掌门人以来，中国商界一直胆颤心惊地看着这条裂缝逐渐扩大，危机感不断加深。
西方左派知识精英一直在梦想要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二者相结合，提高效率，2017年8月，马丁·桑德布在《从列宁到雷曼兄弟：谎言的代价》里阐述了这一梦想，但他显然不愿意承认，以共产党资本主义为核心的“中国模式”，就是二者结合的范本，他们总以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结合，能够开出一朵芬芳艳丽的花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