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十九大前，中国经济政策最显眼的变化，是让民营资本入股国企，但却不享有话事权。有人惊呼，这是在倒退。这解释过于皮相。
与毛泽东时代消灭一切私有经济活动的计划经济体制不同，邓小平开创的共产党资本主义并不坚持制度教条主义，对企业所有制的方针灵活多变，只有一点未变，即从未放弃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对私营企业则视政治需要调整政策。理解这一点，必须理解中共极权统治“三个垄断”的特点：政治垄断（一党专制）、资源与经济垄断、文化垄断（控制媒体、教育和宗教）。其中资源方面的垄断是土地、矿产、森林、水源全归国有；经济上的垄断是指坚持以国有经济为主导，重要企业必须国有，放弃经济垄断，就无法维持政治垄断与文化垄断。
1、垄断国企成“特殊利益集团”
如前所述，1990年代后期，国有企业无法产生效益并成为包袱之时，朱镕基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国企改革中，始终坚持的“抓大放小”这一方针，通过对中小国企的改制养成了一批共产党员资本家；与此同时，通过政策倾斜对大型国企进行资产重组，造就了一批控制国计民生的超大型国有垄断企业，如铁路、金融证券、电力、交通、能源、房地产等行业，形成了一批经济寡头。在2001-2010的这段时期内，这些通过垄断形成的经济寡头成为中国政府的主要经济支柱。在各种政策的强力扶持下，这些国企早就成了中国的经济寡头，能够对中央政府的经济政策施加强有力影响。这些国企中，政商勾兑寻租成为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一些具有官员背景的强势民营企业依附于这些垄断型国企，以公权力为靠山和保护伞，肆无忌惮地赚取超额利润，甚至寻求非法资本回报。比如周永康的儿子周滨就利用其父在石油系统任职的关系网，从事各种与石油有关的生意谋取暴利。
胡锦涛于2003年接任中共掌门人之后，对私营经济的政策与实践开始分裂。国务院在2005年就制定了“非公经济36条”，承诺凡是竞争性产业，都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凡属已经和将要对外资开放的产业，都允许对内资民营经济开放；并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和领域。但实际上，也就是在那段时期，在不少有利可图的领域内开始了“国进民退”，民航业是国进民退现象最典型的一个行业。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又主导了一轮“国进民退”，让国有资本进驻一些竞争性行业并逼退民营资本，民用航空业是这轮“国进民退”的重点领域。2009年，中国首家获批的民营航空公司鹰联航空由四川航空公司斥资2亿元持掌鹰联航空76%股份，成为首家退出民营阵营的航空公司。
与习近平时期相比，胡温时期的言论空间相对宽松，民营资本与他们的党内代理人及部分知识精英一道，发起了一场批评国企经济寡头是特殊利益集团的讨论。不少人撰文批评以“两桶油”（中石油、中石化）为代表的垄断型国有企业，认为这些企业利用垄断资源与垄断经营的优势，以及政府赋予的定价权，排除竞争，高成本，低服务，是推动价格上涨的罪魁祸首，比如以地产、石油、电力等垄断企业为代表的“特殊利益集团”，联手推动价格上涨。还有人批评国有垄断企业无偿占有公共资源，利用政府给予的垄断地位获取超额利润，但最后只有这些企业本身与政府能够分享其利，公共资源的真正主人――民众除了通过别无选择的消费贡献银子之外，利润与民众福祉无关，这些国企连为社会创造的就业机会也远远低于民营资本。
在长达几年的批评声中，国企成了腐败、垄断、低效的代名词。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将这场舆论战的内容加以总结，写了篇《垄断企业十宗罪》：1、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实现。2、 支撑了集权与人治，破坏了法治。3、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形成官僚市场经济、权力市场经济。4、造成了严重的腐败。国际组织曾经对154个国家进行调查，结论是国有经济比重越大的国家越腐败。5、形成了分配不公，扩大了贫富差距。6、妨碍了老百姓致富。垄断国企对私人企业产生挤出效应。7、催生了既得利益集团，阻碍了改革。8、导致了经济低效率。9、形成了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的巨大浪费。10、扼杀了民族创新能力。在上述各种问题当中，批评意见的焦点主要是与其他行业相比，垄断型国企收入太高，国企领导层年收入逾百万外加分红、公款高消费，胡星斗提供的数据是：“垄断国企的职工占全国职工的8%，但其工资总额占全国的65%。国企老总利用公共资源创造的财富，成了其个人挥霍的钱库，比如中石化原老总陈同海受贿近两亿，平均每天消费4万多元。
当政者的反驳也非常多，《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推出《李荣融困局——当前国企十大争议话题剖析》专题报道是代表作。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首任主任李荣融认为，国企承担的重大使命与特殊地位，让它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上饱受煎熬。民众骂声一片，一是经验层面的评价，二是媒体的误解曲解。至于国进民退、与“民”争利、效率低下、分红太少都是伪命题。在一一批驳以后，李荣融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石，否定国企，实质就是要否定公有制，而否定了公有制，自然否定了社会主义制度，否定了社会主义制度，则党的领导地位则随之丧失。
2、国有企业成为吞食资源、亏损腐败的经济怪兽
中国政府之所以要维持大型国企的政治经济地位，主要出于政治需要。国家控股的大型企业被视为“共和国长子”，政府给予各种政策倾斜加以扶持。例如，政府通过垄断土地、矿产等资源和垄断重要行业，让国企拥有产品定价权，攫取巨额利润输送给中央财政。在中国经济的鼎盛时期，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国务院国资委2009年回顾》显示，从2002到2009年中央所属企业上缴税金年均增长21.6%，国企的税负均值是私营企业税负综合平均值的5倍多，是股份公司税负平均值的2倍。同时，国企也是政府对外援助和对内实施政治及社会控制所需经费的小金库。例如，中国高层官员去外国访问时，经常随带大量采购合同或援助项目，这些支出往往通过国企支付。
此外，国企的工资、福利和工作稳定性都远远优越于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到这样的企业就业，几乎成为中国人职业选择时仅次于公务员职业的次优选择，因此，国企往往成为官僚、权贵亲属的谋职之地。美国彭博社的一篇报道揭露，共有103位在国企任高管的红二代，曾用MBO（经理人持股）的名义让自己致富，他们领导或运营的国企2011年总市值为1.6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年度经济产出的1/5强。在21世纪前十年的国企改革中，这些红二代通过MBO的方式，不费分文攫取了大额股份；在资产数亿或者数十亿的超大型国企中，持股哪怕不到1%，也是一块巨型蛋糕。
国企与红色家族之间既然形成了家国一体的利益输送管道，这些被管理层大肆攫利的企业不可能经营良好。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衰退，国企的黄金岁月结束了，成为银行坏账的主要源头，拖累了中国的国有银行。自2014年以来，中国媒体上大量出现“僵尸企业”一词，指那些严重亏损、依赖银行贷款在维持运转的国企。截至2015年底，在中国股市上这样的“僵尸企业”就有266家，占10%，集中于钢铁、煤炭、水泥、玻璃、石油、石化、铁矿石、有色金属等八大行业。中国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有100家，其中16家是亏损企业。例如，“中国铝业”号称“A股亏损之王”，2014年度净亏损为163亿元人民币；“鞍钢集团”有800亿银行债务，2015年净亏损43.76亿，“渤海钢铁”债务达1,920亿。这些进入“世界企业500强”的大型国企长期处于低效亏损的状况，使得中国金融系统有如得了败血症的病人，这头刚为国企输入红色的新鲜血液（注入资金），那头就流出黑血（即坏账）。
屈指算来，这是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轮坏帐了。三轮坏帐的形成各有原因，但有一个原因是不变的，即国企靠银行不断输血维持。兴业策略研究报告估计，如果在两年内这些僵尸企业全部倒闭，70%的有息负债成为坏账，影响债务约10,671亿，年均5,300多亿。其中10%为债券，90%为银行债务。
2012年是中共十八大权力交接的敏感时期，习近平虽然接掌了中共最高权力，但陷入政治对手的缠斗之中，国企问题暂时退出公共视野。胡温时期那轮有关国企的争论所指出的各种弊端，只有国企管理层与员工的巨大收入差距被列入解决的清单位之中。2016年1月，央企开始执行国企高管降薪资方案，把负责人与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从12倍调整为7-8倍，全国各地的国企高管平均降薪30%。全国25个省份公布了国企高管降薪方案，大多数将国企老总的基本年薪限制在了普通员工的2倍以内，把总体年薪限制在8倍以内；限制幅度最大的宁夏，将高管的总体年薪限制在了普通员工的5倍以内。2017年9月15日，官方宣布“多地推进国企改革细化方案”，要点就是“国企市场化薪酬改革提速”。
可以预见，只要国企的运行机制不改，民营资本在政治压力下入股国企，只是让国企获得了“免费贷款”，除了国企经理层薪酬过高获得解决之外，所有问题依旧，对政府来说，唯一的意义就是将银行的负担转嫁到民营企业头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