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6月3日晚间和6月4日凌晨时分，中国共产党当局调遣全副武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军从不同的方向攻入本国的首都北京。那场在世界各国的记者和电视摄影机前铺开的屠杀，在很多观察家看来是展示了中共当局如何有能力屠杀本国人民。
那场全世界有史以来第一次由电视实况播出的屠杀震惊了全世界，也震惊了美国公众。一位亲历了天安门事件的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认为，自那时以来到现在，美中关系出现了本质性的变化。但造成这种本质性变化的根本原因却另有所在。
孟捷慕（James Mann）是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现在是美国首都华盛顿附近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欧洲和欧亚研究项目住校学者。他在1980年代作为《洛杉矶时报》北京分社社长长期报道中国，1989年6月初，在中共当局调遣和出动军队镇压天安门广场及周围地区要求民主和抗议腐败的学生和市民的时候，他也是在北京的众多外国记者当中的一个。
当时的北京之所以聚集了特别多的外国记者主要是因为许多国家的媒体机构特别调遣记者到那里去报道戈尔巴乔夫的访华。应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的邀请，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5月15日至18日访问中国，并与中国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举行会谈，反目成仇20多年的两个共产党大国正式修好。
在那个时候，北京的学生和市民已经开始大规模街头示威游行，抗议专制独裁和贪污腐败，并要求当局开放政治，实行自由民主。于是，北京正在发生的这种在所有的人预测之外的大规模抗议便成为当时的国际媒体关注的主要焦点。随着戈尔巴乔夫的访问结束，北京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更成为国际媒体的中国报道的唯一焦点。
然而，在总部设在华盛顿郊区的智库“对话中国”前不久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孟捷慕讲述了当时和现在没有很多人知道的一个有趣的插曲：“在天安门抗议活动开始兴起的时候，美国海军军舰要对上海进行访问。这被美国政府认为是对美中两国军事关系的继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时美国驻中国大使李洁明(James R. Lilley)按计划要南下上海去参加那次活动。但他说，‘我要留在北京。’当时天安门广场已经是人山人海，他要留在北京观察事态发展。然而，华盛顿关心的是那次美国海军军舰访问上海，认为美国军舰访问上海是美中之间更重要的事情。这一局面很能显示白宫当时如何看待中国。”
从中国归来之后，孟捷慕长期报道并研究美中关系的演变。他在“对话中国”举办的研讨会上说，从1972年华盛顿和北京开始修好以来，主导美国历届政府的对华政策和战略思路的首先是美国的军事和战略利益，然后是经济和商业利益；有时候这些利益方向一致，有时候不一致。
孟捷慕说，眼下美国对中国政策出现根本性的、实质性的变化；这是第一次出现这种政策变化，因为工商界越来越怀疑中国，要求美国政府对中国更强硬，这种局面跟过去几十年大不一样。美国如今在军事和战略利益方面跟中国也有严重的摩擦。这种本质性的变化主要来自两个动因，这就是在美国看来，中国在商业方面和军事方面的敌手面貌明显起来。美国的对华政策由此发生大改变。
孟捷慕接着直言不讳地说，观察美国对中国的政策的走向要注重这两点，但这两点都跟人权状况无关。
中国为什么长期以来一直没有被美国视为敌手，但苏联/俄罗斯却被美国认为是一个致命性的敌手？这个问题在很多研究者看来是一个看似简单其实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孟捷慕对这个问题没有确切的答案，但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展示了包括记者和政策制定者在内的许多美国人对中国和苏联/俄罗斯有一种奇异的、与现实的情况南辕北辙的看法和判断。他说，
“1980年代我在中国当记者。当时的中国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当时的中国在很多方面追求改革。我当时采访了很多异议人士，但他们都是带自己的翻译，我们秘密会面。我也采访了很多中共老人，那些人更讲究保密，要带自己的儿子翻译，因为他们害怕中国安全机关。这还是在（中国最开放的）1980年代，当时是胡耀邦掌权。
“我离开中国返回美国的时候，我和家人乘坐火车穿过西伯利亚到莫斯科。当时是1987年。我当时住在莫斯科记者公寓。有人敲门，来跟我说：我是萨沙，我刚刚从一个监狱营放出来；我有些文件可以给你看。我大吃一惊。然而，对在俄罗斯从事新闻报道的记者来说，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我是从中国来的，我刚刚报道了学生在天安门那里抗议，那是1986、87年的抗议，我作为记者要问抗议学生的名字，但学生都害怕，不敢告我他们的名字。但在美国，人们认为苏联是一个压迫性很强的国家，中国则是在开放，是令人高兴的。”
眼下，美中关系因方兴未艾的贸易战而正在经历严峻的考验。在中国国内外很多观察家看来，目前中国不但跟美国关系紧张，而且中国多年来的行为，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的种种行为，其中包括国家支持的知识产权盗窃和强迫技术转让在内的行为，也使西方发达工业化民主国家对中国产生警惕和防备。虽然美国的盟国大都不赞同美国以提升关税的方式惩罚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及做法，但美国的盟国普遍认为美国提出的种种中国问题确实存在，中国应当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众多观察家认为，不管眼下这场美中贸易战最终的结局是什么，中国与它过去40年来赖以获得经济长足进步的美国及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已经或正在发生本质性的变化，因为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看法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
美国以及西方国家的公众和政策决策者对中共统治下的中国的看法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的一个先兆或早期表现，是孟捷慕在2007年出版的《中国幻想》(The China Fantasy)一书。在中国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关系出现几十来所未见的恶化之际，《中国幻想》被广泛认为是是展示了一种罕见的先见之明和前瞻性研究。
在“对话中国”举办的研讨会上，孟捷慕讲述了他多年跟中国打交道心路历程和研究美中关系的心得：
“有一件事情多年来让我难受，而且直到现在也一直让我感到不舒服，这就是华盛顿对中国的讨论似乎总是局限于一个很狭窄的小范围，有一些事情人们从来不去静心去想。我于是就想，我必须就这个问题写一本书。其中一件最重要的事情跟美国跟中国保持接触的政策密切相关。美国多年来的想法是，贸易和投资会给中国带来繁荣，中国越来越富裕，会最终会改变其政治制度，使其政治制度得到开放。
“我于是把这些事情综合起来，写出了《中国幻想》一书。根据我的经验，在我看来，中国不一定仅仅是通过贸易和投资就会开放，就会民主化。这种说法只是一种粉饰，一种借口，其目的是为美国真正想从中国得到的东西铺路。美国想要的就是跟中国进行贸易和在中国投资。
“中国当局在1990年代跟（最终给中国永久贸易最惠国待遇的）美国克林顿政府玩得很巧妙。但克林顿政府只是美国历届政府中的一个。美国历届政府一直是搁置对中国人权的关切，以便从中国得到另一种东西。而这所谓的另一种东西在不断变化。在1970年代和80年代，尼克松政府以及后来的政府希望跟中国合作共同对付苏联。这是持之以恒的主题，其事实和细节可以变化，但这个主题是至高无上的，至高无上到1989年天安门抗议活动开始的时候。
“这是美中两国开始重新接触头20年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心所在。然后，从1990年代初开始，商业开始成为对华政策的重心所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克林顿当时的做法。他和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希一开始试图给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施加某种条件，当时这是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但是，9个月之后，他去参加在美国西雅图举行的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论坛(APEC)会议，德国总理抵达那里，随同抵达的还有坐满飞机的德国公司主管。日本首相已经在那里了。美国公司意识到，他们必须要为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奋斗，因为他们担心来自其他国家的商业竞争。
“不仅如此，我也看到了小布什总统说，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应当另当别论，他需要中国在联合国提供的支持，以便解决伊拉克战争问题。而中国就有这种影响力。然后来了奥巴马政府。我观察了奥巴马，观察了一段时间。但我认为中国想明白了奥巴马想要什么。奥巴马想要的是中国帮助解决解决气候变暖问题。于是，奥巴马就搁置了美国的一些商业要求，尤其是搁置了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关切，以便争取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暗中支持美国。
“我认为现在是美国首次要求从中国得到某种东西，其首要重点是关于中国本身的，而不是要中国帮助美国对付苏联，不是要求中国帮助解决朝鲜问题，不是商业问题，而是要中国在其国有经济方面做出某些结构性改变。而中国显然没有任何意愿来改变其（跟政治独裁互为表里的经济）制度。这就是美中两国关系的现状。这就是我认为的美中两国的摩擦的根源所在。”
跟许多美国记者一样，孟捷慕在讲述他对美中关系的研究的时候多次透露出他对美国历届政府在跟中国打交道时只是追求所谓的实际的国家利益、不关心中国人权状况持批评态度。与此同时，美国在跟中国打交道的时候是否应当注重中国的人权问题在美国外交政策界一直是一个争议激烈的话题。
历史备忘录：六四大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