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回顾美中关系历史时说：“苏联垮台之后，我们认为中国将不可避免地成为自由国家。带着这份乐观，美国在21世纪前夕向中国敞开大门，将中国纳入世界贸易组织。”然而，彭斯说，中国走上自由的“这个希望落空了”。
这番表述与18年前众多美国政界与学界人士那种美中经贸发展将促进中国人权进步的乐观断言形成了鲜明对照。
2000年10月，克林顿总统主政的白宫举行了一场隆重的法案签署仪式。克林顿总统说：“你们将记住这一天，并且为自己所做的事感到自豪。”
这项法案规定，一旦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将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即永久最惠国待遇）。一年前，美中两国已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达成协议，为中国入世扫清了障碍。2001年，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一员。
有关贸易最惠国待遇和中国入世问题在1990年代一直是美国对华政策中引发辩论的话题。在中国享有与美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之前，根据美国《1974贸易法》，中国等非市场经济国家不能自动享有贸易最惠国待遇，需要一年一审，由总统向国会提出延长的请求。1989年之前，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审查基本都顺利通过。
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的人权状况引发美国担忧，一些人权组织和国会议员提议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以惩罚中国践踏人权的行为。尽管美国最终仍然决定延长中国的最惠国贸易资格，但是行政当局和国会都会在年度审查中表达对中国的人权关切。
1993年，新上任的克林顿总统正式宣布在最惠国待遇问题上附加人权条件。他颁布一项行政命令说，如果中国没有在人权方面有全面、重大的进展，中国将失去1994到1995年度的贸易最惠国资格。
克林顿政府希望中国在人权上做出让步，以延续最惠国待遇。然而，人们很快意识到，美方所希望的那种进展是不可能实现的。
1994年5月，克林顿宣布继续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并将贸易与人权脱钩。他表示，美国将采取新的人权战略，包括增加对中国的国际广播、将中国人权问题纳入国际多边议程以及支持中国的非政府组织。
前美国驻华大使、当时在美国国务院担任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的温斯顿·洛德回忆说，在宣布中国必须满足一些关键人权条件才能延续其最惠国待遇后，由于美国国内工商界的压力，克林顿政府并没有真心推行这一政策。
他说：“克林顿总统犯了个大错，给自己的政策拆台。工商界领袖、有经济背景的内阁官员以及其他前政府官员给他施压，让他觉得他错了，我们不应该把人权和贸易关系挂钩。所以他不支持这项政策了。他基本上只是走走过场，没有阻止他的内阁官员来给我们国务院拆台，而我们当时还在努力取得进展。中国可以看到我们政府内部的混乱，总统在打马虎眼，内阁官员在给我们拆台，只有国务院还在人权问题上施压。所以，他们也就没有动机去作任何让步。”
不过，洛德对克林顿总统的最后决定表示了理解。
他说：“那是尴尬的一幕。但我觉得，权衡之后，我们在那一刻应该往前走。我们不能假装他们在人权问题上满足了条件，我们不想丢掉信誉。但我们不想由于切断贸易和投资而让我们的关系出现一场全面灾难。所以，我们只能强行咽下这个结果，丢一些面子，做一些调整。我觉得，当时我们能做的最多就这些。”
贸易与人权脱钩，意味着在天安门事件之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上的一个转变，经贸关系成美中关系中的主轴。之后，美国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999年，美中两国就中国入世达成协议。在此前一年，国会通过法案将“最惠国待遇”更名为“正常贸易关系”。
人权组织批评说，“脱钩”使美国失去了向中国施压改善人权的利器。
时任美国贸易代表查琳·巴尔舍夫斯基解释了克林顿总统当时的想法。她说：“克林顿总统当时的看法是，贫困的国家相对来说不太稳定。一个贫穷的国度，如果民众看不到希望，会成为一个不稳定的因素。 在任何情况下，这都应该成为美国的政策，就是帮助一个希望发展的国家，特别是他们希望遵循国际规则发展的国家。 所以，总统把入世当成一个可以为中国民众创造机会的途径。 克林顿总统过去总是说，我们不能为中国选择，我们也不能帮他们选择他们希望的政治制度，但是我们可以帮忙，让中国民众有个选择机会，---通过为中国带来巨大繁荣， 通过入世带给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
作为入世协议的一部分，美国需要给予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但是在这个问题上，美国的《1974贸易法》设有限制条件，国会需重新立法。《2000年美中关系法》将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这项法案使贸易和人权之争进入了白热化。
1997年被中国政府直接从监狱流放到美国的异议人士魏京生抵美不久就卷入这场辩论中。他回忆说，有一位议员亲自开车带他到美中关系委员会主席的家里，他在那里见到的是二三十位美国大企业的高管，他们希望他在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问题上给予支持。
魏京生回忆说：“饭后喝咖啡的时候，他开始亮相了。说魏先生你能不能跟我们合作，你要是跟我们合作，钱有的是，要多少有多少，以亿计……我说跟你们合作做什么，他说就是不要影响我们扩大跟中国的贸易关系。……我说，这个可能我做不到。然后他们就开始跟我吵起来了，说你看做生意对中国有好处。我说你说错了，那是对中共有好处。……当时就争吵起来了。（他们说）中国经济发展老百姓也会怎么样。我说，老百姓可能得到一点点实惠，但是主要是共产党经济实力变强了以后，不但会进行压迫老百姓，不会民主。”
2000年5月，众议院以83票赞成、15票反对的结果通过法案，给予中国永久对华贸易正常关系（PNTR）地位。四个月后，参议院以83比15的投票结果通过这项法案。同年10月，克林顿总统签署了这部《2000年美中关系法》。
魏京生说：“实际上PNTR那场斗争，在国会确实是美国近代以来最大的，最严厉的一场斗争。双方观点很尖锐。而且没有一个议员敢说我不投票，缺席。平常每一次投票都会有人缺席，唯独那次投票，没有一个人缺席，也没有一个人弃权。你必须表明你的态度。因为共产党那边的压力也很大，白宫的压力也很大。到最后快投票前几天了，还有一个星期，人家统计，我们这边的票数还是比他们那边多。克林顿都急了。”
他接着说：“我那时候每天要串好多个办公室，一个一个说服。克林顿干脆就拿车往白宫接，一天接待好几拨。有一个被他接待过但是没有变立场的议员跟我谈话，告诉我他把人拉到那怎么说。很简单，说你这个州有什么什么问题，我已经跟哪个部长说了。那个问题可能会给你解决。意思是说你投我一票可以给你解决。 白宫直接施加压力。……其实那时候各大报纸左右派报纸做的民意调查，都说百分之七十左右的老百姓不同意给中国这个PNTR和WTO，不同意。老百姓其实也很多人明白，议员基本上都明白，只是从利益关系上，他们就是不得不投给那边。”
18年后，那些曾经希望中国入世、享受永久最惠国待遇能够让北京经济和政治自由的人并没有看到中国朝着他们期望的道路前进。
“美国曾希望经济自由化将让中国与我们和世界建立起更好的伙伴关系。相反，中国选择了经济侵略，而这又壮大了中国不断扩大的军队的胆量。”美国副总统彭斯2018年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中国政策演讲时说，“北京也没有像我们希望的那样让自己的人民迈向更大的自由。”
魏京生说：“事实证明，我这几十年的奋斗做的事没错。是对的。如果当年不给中国PNTR和WTO的话，共产党怎么会熬到今天，怎么会甚至变成美国的威胁了？不可能嘛。”
主导了美方与中方的入世谈判的巴尔舍夫斯基大使不认为当年支持中国入世的决定是错的。她说：“我的看法是，在那个时候，中国当然应该进入WTO，这是很显而易见的，我现在依然认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非常重要的，是正确的事。但是，即便如此，需要采取措施解决中国改革开放停滞，以及中国目前的各种做法，包括补贴、对外国企业的歧视等。”
在克林顿时代担任美国国务院东亚太平洋事务副助理国务卿的谢淑丽（Susan Shirk）承认，当年过度强调了贸易发展会促成中国政治转变的说法。
她说：“为了让国会批准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伙伴地位，我们绝对夸大了它在政治上的好处，也就是中国入世对中国国内政治改革的好处。 我们不得不那样做，因为国会每年要审议中国的人权状况，议员们的感受非常强烈，顺便说一句，克林顿政府对此的感受也很强烈。但我们确实觉得，我们看到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人享受的个人自由越来越多。因此我们预期，如果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我们会看到中国人权状况的逐步改善。但我们确实夸大了。”
然而，回首过往，谢淑丽坚持认为，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政策本身没有错。她仍旧认为，经济自由会带来政治自由，只是需要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