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的3月1日，美国驻华大使馆正式开馆。华盛顿已和北京在当年的1月1日正式建交，同时终止了与台北的外交关系。
1979年的美中建交或许是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地缘政治事件。自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以来，华盛顿与北京的关系逐渐缓和，直到1979年1月1日两国政府正式建立全面外交关系。
分析家普遍认为，正是应对苏联这个共同的威胁，才使得美中这两个对手走到一起。
在里根政府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温斯顿·洛德说(Winston Lord)说：“我们想向世人展示，尽管有越南战争，我们却能够以非凡的方式，在世界舞台上用外交手段打开拥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国家的大门。我们可以引起苏联的注意，因为他们跟中国有边界冲突，关系紧张。我们的考量是，如果我们敲开中国的大门，苏联必然会更情愿与我们合作。”
洛德是美中关系正常化的亲历者和参与者，那时他还是外交小字辈。他曾在1971年7月9日随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博士从巴基斯坦秘密访问北京。当时，他是基辛格的特别助理。
1969年，中国与苏联爆发边界冲突，直接把中苏交恶推向高潮。到1970年代中期，中国四面被敌视国家包围。在中共最高领袖毛泽东的眼中，前盟主苏联已为头号敌人，正在怂恿周边邻国对中国实行战略包围。
“中国想要‘远夷’也就是我们，去制衡‘近夷’，就是北边的北极熊。因此，他们希望与我们建立关系，而我们也希望改善美中和美苏双方的关系。”洛德对美国之音回忆说。
美中以应对共同敌人的权宜之计而建立起的关系今天已发展成21世纪国际政治中一对最重要且最为复杂的双边关系。而与此同时，美中贸易纠纷和地缘政治之争使得期待美中长期友好合作的愿景似乎变得遥不可及。
自2018年3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对中国采取贸易措施以来，美中关系出现全面倒退的迹象。
美国副总统彭斯2018年10月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发表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演讲。他在演讲中说：“美国曾希望经济自由化将让中国与我们和世界建立起更好的伙伴关系。相反，中国选择了经济侵略，而这又壮大了中国不断扩大的军队的胆量。”
一些分析认为，彭斯的讲话显示美国几十年来对中国的接触政策正发生改变。这是否也意味今天的美中关系处在又一个转折点上？美中关系的基础是否已经改变，还是人们对美中关系的共识发生了转变？1979年美中建交时制定的目标是否已永远无法实现？
知名中国问题专家、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认为，美中关系过去出现倒退大多是由个别事件引起的，比如1989年天安门事件、1999年美国领导的北约空袭误炸了位于贝尔格莱德的中国大使馆和2001年美国EP-3侦察机与中国歼-8战斗机的撞机事件。但是他说：“这一次美中关系的恶化并不是由单一事件导致。它是系统性和结构性的。它影响了很多方面，又是其结果，它影响了美国社会很多群体，也是这些群体跟中国有了隔阂感的结果。”
历史回放
1978年7月，美中开始就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在北京秘密谈判。当时，双方最大的分歧在于台湾。北京坚持要求华盛顿切断与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长期的外交和军事联系。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在1949年国共内战被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打败后退守台湾。
当时，卡特总统作出了决断。“最大的争议就是拿台湾怎么办。因为尼克松1972年去了中国，有一份所谓《上海公报》，表明只有一个中国。但是他拒绝说明是哪个中国，我们继续说台湾是唯一的中国。福特总统也是这么做的。我决心要改变这一点。”卡特说。
时任美国驻华联络处副主任、后来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芮效俭(J. Stapleton Roy)亲身参与了美中建交谈判的过程。他对美国之音回忆美国政府决定与台湾断交时的情景说：“我们表示，我们已准备好切断关系，也同意终止防御条约，但问题是我们怎么终止防御条约。我们的立场是我们根据条约规定来结束它，这涉及到给中华民国政府一年的时间，告知他们我们打算退出共同防御条约。我们还表示，我们将撤走我们的军队。但剩下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军售。按照我们的解读，我们使用的措辞明确表示了我们打算继续出售武器。
在艰苦的谈判后，美中两国政府在美国时间1978年12月15日发表联合公报，宣布双方于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美国同意结束与台湾的正式外交关系，但与台湾保持非官方的关系。美中正式建交几个月后，卡特总统签署了《台湾关系法》。
但对台北来说，华盛顿转而承认北京与背叛无异。卡特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回忆说：“当时我的副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后在克林顿政府担任国务卿）到台湾去，结果在大街上受到愤怒的台湾人的袭击。但是我认为，我们在国会参众两院成功推动通过的《台湾关系法》保护了台湾的利益，保护了美国的利益。”
前美国驻华大使洛德表示，对华盛顿而言，转而承认北京是一个痛苦的决定。他说：“但是我们只能在打开中国的道路上走下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提出了一向模糊表示的一个中国原则。它满足了中国的原则，也就是只有一个中国，我们认识到这一点。但我们不确切说明我们认为它究竟意味什么。”
尽管如此，北京实际上也做出了重大让步。洛德说：“他们容忍美国与台湾保持非官方的关系。其实，美台关系具备了正常关系的一切特征，包括经济、安全和政治层面上的。根据共同防御条约，我们到1979年在台湾都还有驻军。而且我们还有《台湾关系法》管理所有这些关系。因此，中国在坚持其原则的情况下，不得不在一个敏感问题上作出妥协。”
黄金时期
1979年1月29日，美中实现关系正常化后仅几个星期，邓小平便率团访美。在华盛顿，邓小平对美国总统卡特说，中国正准备出兵攻打越南。当时，中越反目成仇，而越南刚刚与苏联缔结了《苏越友好合作条约》。
在邓小平访美后不久，中国出动十多万解放军从广西和云南两省、共三个方向对越南发起攻势。这场短暂而血腥的边境战争暴露了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急需现代化。
正如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他《论中国》一书中写到的，“这场战争开启了中国与美国在冷战期间最为密切的合作。” 卡特政府、特别是国防和情报部门看到了提升中国技术和军事能力的必要性。华盛顿同意向中国出售军用装备，包括车辆和侦查设备，但没有致命武器。
1979年美中建交后，双边关系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期。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卡特政府打下的基础。曾在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任职的沈大伟对美国之音说：“美中两国的官僚机构冷战期间都有针对对方的使命，两国政府的各个部门都视彼此为敌，并且都有针对对方的项目。卡特政府希望能够把这种负面的关系转化成正面的关系，这样双方才能有共同点。双方可以在科技、教育、执法或军事等议题上把彼此官僚系统的对立关系转化为积极合作的关系。”
追随卡特的脚步，美中关系在1980年代里根总统时期，也就是美苏冷战的最高潮继续发展。1982年，双方签署了第三个联合公报，也就是《八一七公报》。这使得美中之间因美国对台军售而引发的紧张得到缓和。1984年1月，时任中国总理赵紫阳访美。三个月后，里根总统对中国进行了回访。他还在复旦大学发表了演讲。
前美国驻华大使洛德说，美中之间大规模增加了经济、文化和科技方面的交流，双方的部长级访问和各军种参谋长的互访都大为增加，双方还合作对抗苏联。“我们还向中国出口军火，几乎有10亿美元。在当时来说，这是不小的数目，在今天简直无法想象。我们在中苏边界设有基地，在这些秘密基地里，我们与中方合作追踪苏联的导弹。我本人还去过其中一些。我们还与中方合作向抗击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抵抗力量提供武器。”他说。
除了出售武器以外，美国还开始对华出售军民两用技术。双方签署了纺织品贸易协议和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到里根总统1988年1月卸任之际，美中双边货物贸易额与他就任时相比翻了一番。中国对美出口占其全部400亿美元对外出口额的四分之一。1987年，美国快餐连锁肯德基在北京开设了中国第一家分店。那段时期可以说是美中关系的“黄金时期”。
“被称为‘黄金时期’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那时候至少在辩论和思考政治改革。”洛德说，“我和我妻子曾把异议人士、改革派人士和中国党政官员请到大使馆，大家围坐在一张桌子前讨论。我们当时做的事情在今天是无法想象的，因为那时是中国人自己在辩论政治改革。”
1989年1月，里根的副手老布什宣誓就任总统。他在就职后仅一个月就到访北京，其间接受了中国官方中央电视台的采访，成为首位通过电视屏幕直接向中国民众讲话的美国元首。
六四事件
然而好景不长，美中关系在1989年6月4日发生的“天安门事件”后急转直下。中国当局6月3日晚和6月4日凌晨动用军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及附近地区血腥镇压了要求改革和民主的大学生和民众。美国政府、国会和民间舆论予以强烈谴责。
美国宣布了多项对华制裁措施，并对北京实施武器禁运。武器禁运一直持续到今天。 美国国会还通过法案，允许1989年6月4日至1990年4月11日之间抵达美国的中国公民获得永久居留权，俗称“六四绿卡”。
但曾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的老布什总统意识到稳住美中关系的重要性，他在天安门事件不久后便派他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斯考克罗夫特秘密访问北京，与邓小平见面。
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Robert Daly)说，外交官出身的老布什为此吃了不少批评。
“那个时候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将军到北京去，他和中国领导人举了一杯酒，中方拍下来了，也出版了照片，在美国的影响力很大。这也是为什么克林顿在竞选当中，就是1992年，说老布什是跟北京的这些，这个应该怎么说，应该说是跟屠杀学生的人合作。所以布什是付出了代价。可是长期来讲，他保证了我们关系的稳定。”戴博对美国之音说。
在1992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克林顿击败了老布什。他最初的对华政策是把贸易与中国的人权状况挂钩。
曾在克林顿政府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芮效俭认为，虽然克林顿政府初期选择在人权问题上与中国对抗，但克林顿政府的整体姿态是推动两国关系朝更为正常的方向发展。
洛德说：“我们提出了我们认为对方会采纳的温和建议，比如允许红十字会探望囚犯这类的， 我们认为这不会对政权构成威胁。但我们当时觉得，在人权问题上要发出一些信号。我们认为，我们在经济议题和贸易关系上有一定影响力， 因为当时他们需要最惠国待遇。”洛德在克林顿政府担任过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
1993年11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西雅图的APEC峰会上与美国总统克林顿举行了会晤。这是自1989天安门事件以来美中元首首次会晤。当时克林顿还在坚持把中国的人权状况与美中贸易挂钩的政策。
次年3月，克林顿派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去北京，目的之一是考察让贸易与人权脱钩的条件是否已经成熟。克里斯托弗计划会见中国最知名的异议人士之一、出狱几个月的魏京生。中方以魏京生要外出疗养为由，阻挠了他与克里斯托弗的会面。
魏京生回想起当年的情景时说，当时中共党内两派势力都不希望看到他与克里斯托弗见面。“有一派反对江泽民的人就说，你要见了克里斯托弗，贸易和人权就脱不了钩了。所以就是说，一定要把你抓起来。但是江泽民这派认为， 如果把你抓起来了，可能反而贸易和人权脱不了钩。这会成为一个很大的新闻。克里斯托弗想约见，你被抓起来了。这会是一个很大的新闻。”他对美国之音说。
不到一个月，魏京生再度入狱。但是，中国后来释放了几名知名异议人士和人权活动者。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加速，美国越来越意识到中国拥有巨大的市场和广大廉价劳动力。
虽然克林顿总统依然保持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批评，但他的政府已经在私下推动把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与人权脱钩。
洛德说：“他基本上只是走走过场，没有阻止他的内阁官员来给我们国务院拆台，而我们当时还在努力取得进展。中国可以看到我们政府内部的混乱，总统在打马虎眼，内阁官员在给国务院拆台，只有我们国务院还在人权问题上对他们施压。所以，他们也就没有动机去作任何让步。”
1994年5月26日，克林顿宣布延长对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并决定将贸易与人权问题脱钩。
克林顿当时宣布：“我已经决定无条件延长中国贸易最惠国的地位。取消最惠国待遇等于是切断我们与中国的经济联系，让我们回到相互封闭和相互指责的时代。这会伤害美国利益，而不是推进美国利益。这么做不仅不会加强中国对人权的尊重，反而会削弱我们与中国人民的接触，不仅不会限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反而会阻碍我们未来在这一领域的合作。”
入世谈判
在贸易与人权议题脱钩后，美中关系以经贸合作为“压舱石”的局面逐渐形成，两国经贸关系不断升温。美中关系在1990年代的其余时期大体稳定，尽管其间发生了围绕台湾的两次危机。
1997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华盛顿与北京宣布致力于发展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次年6月至7月，克林顿总统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九天的访问。
克林顿的那次访问令谢淑丽(Susan Shirk)至今难忘。“因为中国方面非常大胆，中方电视直播了江泽民主席与克林顿总统的联合记者会……我记得几乎持续了一个小时，是非常坦率的。他们还破天荒地允许克林顿总统到北大演讲，并且对中国公众电视直播。它展示了中国领导层和江泽民的自信。在那件事上我给中国加很多分。它让美中关系受益良多。克林顿总统当时对美中关系感到非常乐观，非常积极。”她对美国之音说。谢淑丽当时担任副助理国务卿，她现在是美国知名的中国问题学者。
与此同时，美中两国的经贸关系越来越紧密。到1997年，中国对美国出口总额达到379.7亿美元，顺差210.1亿美元，占该年中国总贸易顺差404.2亿美元的一半以上。在美中贸易中获益匪浅的美国工商界展开了强大的游说攻势，呼吁克林顿政府和国会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实现与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
1999年，美中加紧了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的谈判。中国迫切希望结束与美国的谈判，并在年内完成入世。当时美方主导美中入世谈判的美国贸易代表查琳·巴舍尔夫斯基(Charlene Barshefsky)对美国之音说：“事实上中国意识到为入市而需要进行的那些改革将对中国经济、对增长和中国的发展都有好处，因此也会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然而在临门一脚之际，克林顿政府迫于国会的压力，在4月份时任中国总理朱镕基访美时未能与中方签署入世协议。紧接着在5月份，北约对前南斯拉夫的空袭误炸了位于首都贝尔格莱德的中国大使馆，造成中方人员伤亡的不幸事件。中国各地爆发了反美示威，使得美中入世谈判一度停滞。
最终，克林顿政府与中国于11月15日在北京达成了中国入世的双边协议。但美国国会仍然需要足够理由去相信中国入世对美国是有好处的，才会批准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伙伴(PNTR)的地位。
回想起当时美国国会就是否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伙伴地位的讨论，魏京生感叹道：“实际上PNTR那场斗争，在国会确实是美国近代以来最大的，最严厉的一场斗争，”他说，“双方观点很尖锐。而且没有一个议员敢说我不投票，缺席。平常每一次投票都会有人缺席，唯独那次投票，没有一个人缺席，也没有一个人弃权。你必须表明你的态度。因为共产党那边的压力也很大，白宫的压力也很大。到最后快投票前几天了，还有一个星期，人家统计，我们这边的票数还是比他们那边多。克林顿都急了。”
但在巴尔舍夫斯基看来，美国只能给予中国PNTR，别无它选。
她说：“作为入世协议的一部分，每个成员国都需要给予即将入世的成员国最惠国，也就是永久正常贸易伙伴关系地位。我认为，人权团体或许觉得美国不应给予中国这一地位。但对于一个将要入世的国家来说，那是不可能的。那将意味，美国将享受不到中国入世带来的好处，而其它国家却可以。显然，那不是一个站得住的结果。”
克林顿政府试图说服国会，让中国融入世界贸易体系可以加速中国国内的政治和社会变革。
回首几十年来的风雨变迁，谢淑丽坚持认为，支持中国入世的决定是正确的。然而她承认当初夸大了经贸发展对中国政治自由化的促进作用。
她说：“为了让国会批准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伙伴地位，我们绝对夸大了它在政治上的好处，也就是中国入世对中国国内政治改革的好处。我们看到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人享受的个人自由越来越多。因此我们预期，如果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我们会看到中国人权状况的逐步改善。但我们确实夸大了。为了让国会通过，我们确实夸大了。为了让国会通过，我们确实把它说得太好了。但如果不那么做，国会永远不会批准中国的PNTR。”
最终，美国国会通过了《2000年美中关系法》，克林顿总统签署后生效。法案规定，在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后，美国将取消此前按《1974年贸易法》所实施的对华贸易年度审议，与中国建立永久正常贸易关系。
利益攸关
2001年12月11日，中国在小布什执政的第一年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华盛顿“中国通”沈大伟表示，小布什政府认为，中国入世有两大好处。他对美国之音说：“第一，它将有助于在全球秩序下控制中国经济。如果中国在世贸组织之外--他们曾经胡作非为，中国可以扰乱全球经济。如果它加入世贸组织，世贸组织能够对中国一些破坏稳定的行为加以控制。小布什政府策略的另一个要素是经济能够影响政治。如果中国的经济市场化，政治体制就有可能自由化，甚至民主化。目前这显然没有发生。但那是小布什政府的设想之一。”
在中国入世后的三年里，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增长了92%，出口增长了81%。象征着美国文化的可口可乐、摇滚乐和好莱坞电影也走入了千千万万寻常中国百姓的生活。2005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仅次于美国和德国，并在2012年跃居世界第一。
但与之而来的是美国对华贸易赤字的猛增。2001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为831亿美元。到2005年，对华贸易逆差飙升至2023亿美元。到小布什卸任总统之际，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已增至2680亿美元。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华盛顿抱怨中国没有充分做出匹配其在国际社会中地位的贡献。在小布什政府担任过副国务卿的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呼吁中国扮演“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角色。
中国问题专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外交关系研究所主任傅瑞珍(Carla Freeman)对美国之音说：“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概念是曾担任过贸易代表、副国务卿和世界银行行长的佐利克在2005年的一次演讲中提出的。这个概念用于中国，因为美国希望中国能够向前迈进，更多地采纳国际体系的规范，并且在世贸组织和其它国际协定中承担更大的责任。” 傅瑞珍是美国资深外交官、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时的首席翻译傅立民(Charles W. Freeman Jr.)的女儿。
“佐利克的讲话是在说，中国从融入国际体系中获益，现在是你对国际社会作出回馈的时候了。大家都需要对国际社会有所付出，它不是免费的。”沈大伟说。
实力消长
但中国对这一呼吁基本上无动于衷。在小布什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中国邀请他去北京观看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北京奥运会结束后一个月，自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爆发，并很快席卷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
当时，为了将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最小化，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领导的中国国务院出台了规模四万亿元人民币的刺激措施。其结果是中国不仅在全球金融危机下维持了经济的增长，而且增速还加快了。
“这样一来 ，中国内部就过早产生了一种胜利主义情绪。中国有了答案，有了全部答案，领导层和公众开始要求中国采取更强势的外交政策。”谢淑丽说。
沈大伟说：“因此在2009年，中国有很多傲慢自大的情绪，不仅存在于中国领导层，也存在于知识分子中间。我记得我参加了很多会议，中国人认为美国终于垮掉了。在多年预测美国衰退后，现在终于发生了，多年预测中国崛起后，它终于发生了。而且这两大趋势将决定未来的走势。”
中国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奥巴马2009年就任美国总统时，他最初的对华策略是与中国深入接触，解决共同的全球问题，比如气候变化和朝鲜的核威胁。
但他的首次访华却被处处设限。他与中国民众以市民大会方式的直接交流没有被官方的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也没有在《新闻联播》中予以报道。奥巴马接受《南方周末》独家专访的报道遭到删节。
2011年11月，奥巴马政府推出“亚太再平衡”(Rebalance to Asia)政策，显示美国打算把外交政策重心转向亚太地区。奥巴马政府还宣布美国将与另外八个亚太国家展开下一代贸易协议《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TPP)的谈判，而中国被排除在TPP之外。这引起了中国的反弹。
在有主权争议的南中国海，这里不仅是全球重要的地缘战略要冲，也拥有最繁忙的航道，还蕴藏着丰富的资源。中国从2013年开始对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南沙群岛中方控制的七个岛礁进行史上空前的填海造陆行动，同时还大规模扩充在帕拉塞尔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西沙群岛的存在。同年，中国还在东中国海就尖阁诸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钓鱼岛与日本爆发严重纠纷。
中国军事、安全问题专家、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客座研究员梅惠琳(Oriana Skylar Mastro)对美国之音说：“在过去十年里，中国越来越依赖自己进攻性的军事力量，以胁迫和威胁的方式对待一些国家。这种向更为直接的方式的转变真的是唤醒了美国注意到这种威胁本质。”
强势调头
2013年9月，在习近平就任中国国家主席并全面接掌中国党政军大权后仅几个月，他就提出了他标志性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将根据这一倡议向新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上，亚非欧国家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贷款和资助。
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戴博说：“我觉得最大的转折点，就是改变了很多美国人的看法就是，有很多因素。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南海问题。就是海牙仲裁庭的裁定下来，中国不理它，也否认它。这让很多美国人意识到，中国根本对国际法没有兴趣，对国际社会舆论也没有兴趣，对中国太平洋邻国的看法和利益也没有太大的兴趣。”
沈大伟认为，中国国内政治变化是美中关系走低的一个原因。 他说：“如果你审视美中关系40年历史中的规律，你会发现有一个规律非常清晰，那就是每当中国内部发生改革，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那么美国就非常乐意与中国合作，美中关系就会非常和谐，就发展得好。而当中国停止内部的政治或经济改革，那么美国就不怎么愿意与中国合作。我们觉得没什么能与中国合作的。过去八年来，中国没有进行经济改革， 肯定也没有政治改革。实际上，中国反而是向1950年代倒退。”
谢淑丽也持同样的观点。“过去所发生的，让我们所有研究中国的学者都感到吃惊的是习近平的大调头，向更具威权特色的中国政治回头。最高领导权力和平交接的终止，这违背了邓小平1980年代所做的一切努力。他提升了党的地位，党吞噬了政府，并试图控制一切。党对社会的主导也大大增加。现在中国的体制比几年前更高压。所有这些国内趋势让中国看起来更有威胁性，再加上中共十九大上释放出的一些信息，中国方案、中国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世界最优秀的模式。这是在宣告一场全世界范围的意识形态冷战。”她说。
根据皮尤全球民调的数据，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印象在2012年从正面转为负面。这种看法一直持续到今天。
傅瑞珍说：“冷战结束后，美中关系的战略理由消失了；两国走到一起，不断发展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但美国的期望是中国将采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全球规范，至少在法治领域两个制度间的趋同将越来越大。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华盛顿的一场“完美风暴”(各种不利因素同时出现)，不仅是决策者， 而且立法者和商界也对中国集体表示不满，因为中国没有按照美国的预期去保护知识产权和公平贸易。”
鹰派飞临
随着美中实力的差距越来越小，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日感焦虑。民调显示，现在只有38%的美国人对中国抱有好感，比2017年的44%下降了6个百分点。
一些美国经济学家估计，在2001年至2015年间，美国因对华贸易逆差流失了340万个工作岗位，其中近四分之三为制造业工作岗位。
特朗普2016年竞选美国总统时承诺，他要让就业回到美国，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强硬起来。曾经担任他竞选顾问和白宫首席战略师的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说，中国一直是特朗普关注的对象。
“让特朗普一直念念不忘的的，或者说特朗普真正理解的就是中国。所有其它有关公共政策的问题，他的理解都不深，因为他是个商人，不是政客，他不是政策专家，”他对美国之音说，“但在中国问题上他已经有了很明确的概念，比如在汇率操纵方面，在贸易协议上……所以，很有趣的是，当我与特朗普见面的时候，他其实也许比我更算是对华鹰派。”
在特朗普和他的一些核心幕僚看来，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以及美国大企业和华尔街大投行的贪婪是导致美国蓝领工人和中产阶级面临经济困境的主因。
班农在特朗普总统任期的初期是他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推手。“很明显，我认为毫无疑问，我们正处于一场经济战争之中。中国和我们打的经济战争已经持续了二十年。现在我们是第一次去应对这场经济战争。”他说。
2017年12月，距离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首次访华后仅几个星期，白宫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列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一个月后，五角大楼发布的2018年《国防战略报告》把中国列为“修正主义大国”，其崛起对美国的繁荣和安全构成挑战。
“美国不能继续去参加战略经济对话，那不过是治夷之策而已。它是可笑的，它治不了特朗普，治不了新上来的这批人，”班农说，“他们开始看清中国政权过去20年的所作所为。所以，老一套游戏是你永远赢不了的。那基本上是那些有好处可拿的人制定的，是高盛那帮人、大公司那帮人。”
戴博认为，特朗普一直认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挑战，甚至是敌人。他说：“他一直怀疑这些贸易逆差问题，不是作候选人才开始的，对他来讲，是根深蒂固的。再加上他有班农、纳瓦罗、莱特希泽这些顾问，就觉得中国所有的公司，不管是国企的还是私企的，都是占美国便宜的。特朗普，看起来，这是他根深蒂固的信仰。”
2018年3月22日，特朗普在白宫签署一份备忘录，指责中国采取不公平贸易行为并盗窃美国知识产权，为对价值6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惩罚性的关税铺平道路。特朗普谈到美中巨大的贸易逆差时说：“很多种计算方法。但无论你怎么看，它都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贸易逆差。它已经失控。”
矛盾冲突
在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的关系走向低谷之际，整个世界都在关注它的后果。
有“知华派”第一人之称的中国问题学者、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荣退教授戴维·兰普顿(David Lampton)认为，美中两国在一定意义上已经进入了某种性质的冷战。他对美国之音说：“40年来，我们现在首次处于对手的地位，包括文化领域、教育领域、经济领域以及战略军事领域。在过去的40年里，我们关系中总是有一个支柱强于其它支柱，从而能够支撑起一个积极的关系。但现在，所有三大支柱，经济、战略外交、文化，在两个国家都同时受到攻击。”
军事与安全专家梅惠琳说：“我认为短期内，我们会看到双方之间的紧张加剧。美国把国家安全定义为维持自己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而中国把国家安全定义为把美国赶出该地区。只要是这种情况，美国和中国就很难建立真正的和平与合作的关系。”
分析人士指出，美中关系未来将继续被矛盾和争端主导。
戴博说：“前40年中美关系的特色，是我们共同的希望大于我们共同的担忧。现在是相反的。现在我们都觉得对方是有阴谋的，有意图的，不信任的。而且是一个全球的竞争。下一次，在这些新的条件之下，有危机的时候，而且这是或迟或早会发生的，擦枪走火的事，各种个样的可以发生危机的领域。那个时候我们会怎么处理，怎么管理危机。或者我们的下一个危机，会不会变成像珍珠港或者像911，或者像苏联发射Sputnik 人造卫星，让全美国意识到中美关系现在是竞争关系有没有可能陷入新的冷战。”
沈大伟说：“我认为，这实际上是新常态，这种竞争性的、紧张、复杂、充满风险的关系。我们回不到那种和谐合作的美中关系了。有人认为，我们还能回到和谐合作的美中关系，他们是在做梦。我们能够在我们两国都有共同利益的个别议题上合作。但我认为，未来美中关系的模式和动态将是摩擦、竞争、压力。挑战在于如何管理关系中的摩擦和紧张，使它不至于发展成全面的敌对关系。”
但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成(Cheng Li)认为，美国的对华策略仍然处于一个探索阶段，还远远没有得出必须“遏制中国”的定论。
他说：“如果说接触政策不行了，那么什么样的政策才是有效的，而且我觉得很多有识之士还会认为，重新考量中国是对的，因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很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且它在军事上和其它方面上也是以咄咄逼人的状况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调整对中国的政策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不认为已经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要遏制中国。”
但也有人主张，合作和友好仍然应该是美中关系的主旋律。前总统卡特对美国之音说：“我认为长远来看，美国人民会发现，与中国好好相处对我们自身的繁荣、我们自身的和平与美好的生活来说至关重要。在特朗普总统政府下，我们关系暂时有所退步，但我无法预测未来下一任会怎么做。我会继续利用我的影响力，利用卡特中心的影响力，来让我们本着尊重，并以彼此坦诚开放的态度来处理跟中国的问题。我认为中国人也非常有可能会这么做。”
李成说：“中美关系不仅是国家与国家的关系，而且是中美两国人民的关系。因为这个关系到我们未来世界的和平和区域性的发展、经济的稳定，等等。所以，不能只是政客、政治领导人才能决定这个关系，而民间很多良好的愿望。当美国的观众为姚明呼喊的时候，当中国的球迷给科比、给乔丹呼喊的时候，这就告诉我们，两国之间实际上并不存在那种敌视，而是互相的好感。”
十字路口
40年变化莫测的美中关系又走到了一个未知的十字路口。
傅瑞珍说：“我们以前所希望看到的是一个开放、更加多元化的中国，也是一个政治制度会更加开放的地方；当然，不一定非得模仿美国的政治体制，因为（中国）自己有着非常深厚的政治传统，但肯定应该是一个更加包容和更加多元化的社会制度。”
沈大伟认为，目前美中关系的下行将是无休止的，是结构性的，也是深远的。他说：“我多次强调中国国内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如果中国能够回到朝着更自由方向进行经济和政治改革，那么是的，美国就可以与中国再次合作。但如果中国是在习近平的这条路上走下去的话，那么我们之间就没有什么好合作的。”
“中国仍然有很大的问题。美国确实也有很大的问题。我认为，我们双方都应该坚持邓小平的政策，安抚外部世界而专注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都应该把韬光养晦作为我们的政策。但那是一种愿望，或许并不是一个行得通的希望。”兰普顿说。
（莉雅、斯洋、林森、宁馨、萧雨、方冰、格莱塔·范·萨斯特伦等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