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
1989年六四枪响后，当时任美国《华盛顿邮报》驻北京站长的邵德廉 (Dan Southerland) 在医院见到了成堆的平民尸体。他说，死难者更多的是工人和市民。这位资深媒体人日前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莉雅的专访，谈到了这场镇压的残酷以及他身边的中国民众表现出的爱心与勇气。
*木樨地的枪声*
问：六四事件爆发时，您当时在哪？是怎么得知这个消息的？
邵德廉：“我的一个英国同事从木樨地打电话告诉我，说他们在那里开枪了，他并向我做了描述。我在北京饭店里也租了一间房，在那可以看到天安门广场。”
邵德廉当时手下有好几个记者，在不同的地方收集信息，而他决定坐镇北京饭店，以便于联络。
他说：“我还从我在建国门外大街的记者那里得到消息，说有一名男子被一辆装甲车碾死了。这是我获得的有关这次事件最直接的一个报道，我也知道广场西边也发生了有人被打死的事。”
*邵德廉：手下记者遭到殴打与拘留*
他手下有一位叫做乔纳森的记者会说中文，6月3日晚上在天安门广场上一直呆到凌晨1点左右，在装甲车进入广场之前一直在那，但是随后失踪了36个小时。邵德廉后来才知道，乔纳森遭到便衣警察的殴打后被带到国安局的一个拘留所，不得不在认罪书上签字后被扔到距离北京几英里的一个村子里，一步一步走回北京城。
*绍德廉：在医院看到成堆的尸体*
六四发生后，邵德廉也去了天安门广场并在医院看到堆积在那里的尸体。
邵德廉：“我去了一家医院，要求医生让我进去，我知道这里堆了尸体。这个时候，当局已经开始镇压了并下达了不要让外国人进来的命令，但是这位勇敢的医生说，‘我让他进去。’我进去后看着死尸堆，我意识到，他们的年龄偏大，不可能是学生，他们都是北京的普通市民。所以我们必须记住，在六四事件的死亡者中，最多的是北京市民、工人，而不是学生。”
由于中国当局隐瞒真相，到目前为止，外界仍然不知道六四事件的死难者究竟有多少。
邵德廉：“我当然不知道所有的人数，尽管我有我的估计。我估计至少有七、八百，但也可能超过了1500人。不过让我感到很沮丧的是，直到今天，我们都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
但他认为，有一天真相会大白于天下。他还相信，那些被调到北京对民众开枪的士兵中，有很多人是不愿意做这件事的，而且他们终究有一天会讲述这个故事。
*外交公寓大院遭机枪扫射 绍德廉险些遭到枪击*
报道过越南战争、老挝与柬埔寨的冲突以及1971年爆发的印巴战争的邵德廉在六四事件中也体验了一些惊险的场面。
邵德廉：“一天早晨，我想是6月7日，我醒来后发现他们在朝我们的大院开枪，建国门外外交公寓大院里不仅有外国记者，还有外交官。”
他后来才搞明白，解放军部队在经过这个外交公寓的时候特意开枪，针对的是住在里面的外国记者和驻华武官，因为他们对这些人利用这个公寓，包括在屋顶、窗户和阳台，观察部队和坦克的动向感到很气愤。
邵德廉：“我当时在利用一名澳大利亚外交官家的公寓阳台，因为这里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建国门外的部队的行动。所以有一天，我在那朝下看的时候，一个拿着扬声器的中国军官说，‘走开，否则我就朝你开枪了’。”
*令人感动的中国保姆*
在这起枪击事件里，让邵德廉特别感动的是一位中国保姆的故事，这位保姆负责照看美国大使馆一位安全官员的两个小孩。
邵德廉：“她一听到楼里有枪声后，她就扑到这两个孩子的身上。每次只要想到这位把保姆把孩子的生命看得比自己的重要，都让我感动不已。”
*小孩眼中的六四*
外交公寓遭到枪击的事件加速了外国人的撤离，而在6月6日，邵德廉的妻子欧慕莲与六岁的儿子马修和1岁多的女儿撤到香港。对于马修来说，中国当局对六四的镇压彻底摧毁了他的世界。他不得不离开他所在的北京国际学校，他的很多同学与朋友也都纷纷离开了中国。在6月4日那天，马修画了一幅蜡笔画来表达他的看法。他画了一只看起来非常凶恶的暴龙和一只三角恐龙袭击一只小翼龙。暴龙和三角恐龙代表的是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和中国军队，而那只小翼龙代表的是学生。
撤到香港之后，马修还写了一首歌，表达他对与朋友分离的沮丧。跟在他妈妈身后走在香港的大街上时，他会情不自禁的大声唱起来，其中针对邓小平的那部分歌词是：你让我的朋友离开了，我不得不说你很自私，因为你在开枪、在杀人……。针对他的朋友的那部分歌词是：当我第一次遇到你的时候，我开怀大笑。当我知道你已经离开了的时候，我禁不住大哭。
*六四事件改变了对北京人的看法*
六四事件除了影响到孩子的世界外，也影响了这位资深记者和家人对北京人的看法。
邵德廉：“我妻子对我说，这个城市里没有人有什么道德感。这是在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前。没有人对他人友善，她遇到很多人-那些很不耐烦的营业员、很粗鲁的人、人们推来挤去等等。天安门事件很伟大的一点是你看到北京人完全不同的一面。突然之间，出租司机免费搭载学生，学生可以免费坐火车到北京来。我所接触的每一个人都要保护学生，他们排成队，在装甲车前用肉体形成一道人墙。”
*对民主运动的平和印象深刻*
邵德廉认为，这是天安门事件给他留下的最为重要的一个印记。而另一个让他印象深刻的就是当局镇压之前的游行抗议是多么的平和。
邵德廉：“如果你看我妻子拍摄的录像，你会看到和平的抗议。她每天都在外面，我一点都不担心她。即使是在6月3日那一天，我妻子还在外面，带着我女儿，跟那些士兵在一起，观看拦阻军车的妇女对士兵说，不要对学生开枪，不要对人民开枪，你们就是人民。”
*用长远眼光看中国*
他认为，当局目前对纪念六四的人所进行的打压证明他们没有面对历史的信心，而这是非常悲哀的。不过，这位研究中国历史的记者表示，就像很多中国人一样，他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邵德廉有关六四事件的报道在1990年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提名。这位获得过多项新闻奖的美国资深记者驻在亚洲长达18年的时间，被认为是美国最受尊敬的亚洲事务记者之一。从2007年起，他一直担任自由亚洲电台的执行编辑与副台长。
*木樨地的枪声*
问：六四事件爆发时，您当时在哪？是怎么得知这个消息的？
邵德廉：“我的一个英国同事从木樨地打电话告诉我，说他们在那里开枪了，他并向我做了描述。我在北京饭店里也租了一间房，在那可以看到天安门广场。”
邵德廉当时手下有好几个记者，在不同的地方收集信息，而他决定坐镇北京饭店，以便于联络。
他说：“我还从我在建国门外大街的记者那里得到消息，说有一名男子被一辆装甲车碾死了。这是我获得的有关这次事件最直接的一个报道，我也知道广场西边也发生了有人被打死的事。”
*邵德廉：手下记者遭到殴打与拘留*
他手下有一位叫做乔纳森的记者会说中文，6月3日晚上在天安门广场上一直呆到凌晨1点左右，在装甲车进入广场之前一直在那，但是随后失踪了36个小时。邵德廉后来才知道，乔纳森遭到便衣警察的殴打后被带到国安局的一个拘留所，不得不在认罪书上签字后被扔到距离北京几英里的一个村子里，一步一步走回北京城。
*绍德廉：在医院看到成堆的尸体*
六四发生后，邵德廉也去了天安门广场并在医院看到堆积在那里的尸体。
邵德廉：“我去了一家医院，要求医生让我进去，我知道这里堆了尸体。这个时候，当局已经开始镇压了并下达了不要让外国人进来的命令，但是这位勇敢的医生说，‘我让他进去。’我进去后看着死尸堆，我意识到，他们的年龄偏大，不可能是学生，他们都是北京的普通市民。所以我们必须记住，在六四事件的死亡者中，最多的是北京市民、工人，而不是学生。”
由于中国当局隐瞒真相，到目前为止，外界仍然不知道六四事件的死难者究竟有多少。
邵德廉：“我当然不知道所有的人数，尽管我有我的估计。我估计至少有七、八百，但也可能超过了1500人。不过让我感到很沮丧的是，直到今天，我们都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
但他认为，有一天真相会大白于天下。他还相信，那些被调到北京对民众开枪的士兵中，有很多人是不愿意做这件事的，而且他们终究有一天会讲述这个故事。
*外交公寓大院遭机枪扫射 绍德廉险些遭到枪击*
报道过越南战争、老挝与柬埔寨的冲突以及1971年爆发的印巴战争的邵德廉在六四事件中也体验了一些惊险的场面。
邵德廉：“一天早晨，我想是6月7日，我醒来后发现他们在朝我们的大院开枪，建国门外外交公寓大院里不仅有外国记者，还有外交官。”
他后来才搞明白，解放军部队在经过这个外交公寓的时候特意开枪，针对的是住在里面的外国记者和驻华武官，因为他们对这些人利用这个公寓，包括在屋顶、窗户和阳台，观察部队和坦克的动向感到很气愤。
邵德廉：“我当时在利用一名澳大利亚外交官家的公寓阳台，因为这里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建国门外的部队的行动。所以有一天，我在那朝下看的时候，一个拿着扬声器的中国军官说，‘走开，否则我就朝你开枪了’。”
*令人感动的中国保姆*
在这起枪击事件里，让邵德廉特别感动的是一位中国保姆的故事，这位保姆负责照看美国大使馆一位安全官员的两个小孩。
邵德廉：“她一听到楼里有枪声后，她就扑到这两个孩子的身上。每次只要想到这位把保姆把孩子的生命看得比自己的重要，都让我感动不已。”
*小孩眼中的六四*
外交公寓遭到枪击的事件加速了外国人的撤离，而在6月6日，邵德廉的妻子欧慕莲与六岁的儿子马修和1岁多的女儿撤到香港。对于马修来说，中国当局对六四的镇压彻底摧毁了他的世界。他不得不离开他所在的北京国际学校，他的很多同学与朋友也都纷纷离开了中国。在6月4日那天，马修画了一幅蜡笔画来表达他的看法。他画了一只看起来非常凶恶的暴龙和一只三角恐龙袭击一只小翼龙。暴龙和三角恐龙代表的是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和中国军队，而那只小翼龙代表的是学生。
撤到香港之后，马修还写了一首歌，表达他对与朋友分离的沮丧。跟在他妈妈身后走在香港的大街上时，他会情不自禁的大声唱起来，其中针对邓小平的那部分歌词是：你让我的朋友离开了，我不得不说你很自私，因为你在开枪、在杀人……。针对他的朋友的那部分歌词是：当我第一次遇到你的时候，我开怀大笑。当我知道你已经离开了的时候，我禁不住大哭。
*六四事件改变了对北京人的看法*
六四事件除了影响到孩子的世界外，也影响了这位资深记者和家人对北京人的看法。
邵德廉：“我妻子对我说，这个城市里没有人有什么道德感。这是在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前。没有人对他人友善，她遇到很多人-那些很不耐烦的营业员、很粗鲁的人、人们推来挤去等等。天安门事件很伟大的一点是你看到北京人完全不同的一面。突然之间，出租司机免费搭载学生，学生可以免费坐火车到北京来。我所接触的每一个人都要保护学生，他们排成队，在装甲车前用肉体形成一道人墙。”
*对民主运动的平和印象深刻*
邵德廉认为，这是天安门事件给他留下的最为重要的一个印记。而另一个让他印象深刻的就是当局镇压之前的游行抗议是多么的平和。
邵德廉：“如果你看我妻子拍摄的录像，你会看到和平的抗议。她每天都在外面，我一点都不担心她。即使是在6月3日那一天，我妻子还在外面，带着我女儿，跟那些士兵在一起，观看拦阻军车的妇女对士兵说，不要对学生开枪，不要对人民开枪，你们就是人民。”
*用长远眼光看中国*
他认为，当局目前对纪念六四的人所进行的打压证明他们没有面对历史的信心，而这是非常悲哀的。不过，这位研究中国历史的记者表示，就像很多中国人一样，他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邵德廉有关六四事件的报道在1990年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提名。这位获得过多项新闻奖的美国资深记者驻在亚洲长达18年的时间，被认为是美国最受尊敬的亚洲事务记者之一。从2007年起，他一直担任自由亚洲电台的执行编辑与副台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