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美中关系发生巨变。从台湾问题到南中国海，从贸易战到打击华为，美中两国对立的多，合作的少。特朗普总统指责中国占尽美国便宜，把美国当傻瓜耍。但是，他并不怪罪中国，反而批评美国历任总统听凭这种事情发生。的确，美国对华贸易的巨额逆差由来已久，中国对抗美国的外交政策也不是今天才出现。那么，为什么从前的美国政府却束手无策呢？
这就牵扯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形成和美国朝野各界对中国的认识问题。
美国是个民主国家。从理论上来说，美国的外交政策是以美国的民意为基础，各个政府部门协调需要捍卫的美国利益，再加上各路专家学者的研究建言，最后由总统拍板。归根到底，美国制定对某国的交往政策，离不开朝野各界对这个国家的认识。当然，这都是理论上的原则，具体到美国对外政策的现实，会随着执政党派和总统的不同，以及白宫和国会的角力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但是美国的对华政策与美国对许多国家的外交政策不同，一直是有着两党共识的基础。
换句话说，美国历届政府的对华政策是美国朝野对中国共识的结果。在冷战期间，美国对前苏联针锋相对、全力遏制打压。但是，对同样是共产党掌权的中国，美国却是以帮助交往为主。这又是为什么呢？
许多美国专家和学者对这一现象进行了不少研究解读。白邦瑞 (Michael Pillsbury) 在他的《百年马拉松》(The Hundred-Year Marathon) 一书中分析说，这是因为美国上至公卿下至草民都对中国在历史上遭受列强的殖民压迫抱以同情。
但是美国记者詹姆斯·曼(James Mann) 在他的《中国幻想 - 我们的领导人是如何为中国的压迫政权开脱的》(The China Fantasy—How Our Leaders Explain Away Chinese Repression) 一书中指出：美国的对华政策之所以不像对前苏联政策那样充满敌意，在冷战年代是因为要联手中国对付俄国人；而在后冷战时代则是一厢情愿地认为同中国进行交往将最终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
詹姆斯·曼是一位资深记者，常年报道亚洲事务和美国政治，曾任洛杉矶时报驻北京首席记者。他目前担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高等研究学院的住校作家。《中国幻想》不是一本新书，出版于2007年。那时候，习近平和奥巴马都还没有上台，美中贸易战还没有开打，刘晓波没有死在狱中，人们也不知道华为是个什么东东。但是作者在这本书中，尖锐地挑战了当时决定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流意识——随着美中贸易往来的增加，民主一定会来到中国，中国的政治制度终将会发生改变。他称这种思想意识为“中国幻想”。
詹姆斯·曼认为，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思潮主要有两种：“欣慰派”（Soothing Scenario）和“剧变派”（Upheaval Scenario）。“欣慰派” 顾名思义就是主张同中国交往，增加贸易往来。中国在未来肯定会实现民主转型。“剧变派”则认为共产党中国外强中干，已经开始了衰败的过程。中国的党国体制终将走向崩溃。
詹姆斯·曼认为，除了这两派之外，还应该有一个“第三类意见”(Third Scenario)：中国仍然会在经济上对外开放，但是政治体制仍然会坚持一党专政。那么二三十年后，这样一个在经济军事上越来越强大，而政治上越来越保守独裁的中国会对美国和世界产生什么影响呢？詹姆斯·曼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使得它解决不了政权稳定性的问题，因此它对中国和世界都是个不稳定的因素。另外，中国支持世界各地的独裁政权，因此会对美国所代表的民主价值形成挑战。
在十二年前，詹姆斯·曼不可能预见到今天中国的强盛程度和在国际舞台上的所作所为，但是他在当时对“第三类意见”的提出和论述是具有前瞻性的。
那么，所谓的“中国幻想”是如何产生的呢？ 从尼克松打开中国大门一直到1978年，美国是要联合中国抗击前苏联。从邓小平施行改革开放直到《中国幻想》出版的2007年，美国的对华政策的主导思想就是认为——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必将变得和美国一样。在“六四”事件之前，美国人的这种想要改变中国的情怀达到了高潮。朝野上下都认为中国已经走在经济开放和政治开放的正确道路上。这种思想被1989年北京的枪声击得粉碎。
但是，在“六四”之后，中国经济开放的步伐并没有停下来，反而开放的幅度越来越大，经济也越来越繁荣。那些对中国抱有乐观态度的人们认为，只要中国不隔断同世界的经济往来，中国的民主转型就指日可待。这种思想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克林顿政府把美国给予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同人权脱钩，最终同意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在詹姆斯·曼看来，对华“欣慰派”的信奉者的乐观思想是基于以下的认知：中国经济的成长，必将催生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他们肯定会要求政治上更大的发言权。詹姆斯·曼以他在中国的经历分析说，不管中国的这个所谓的“中产阶级”有多么庞大，同十三亿的人口数量比起来仍然是少数。但是，中国的利益分配是严重向城市倾斜的。城市里的中产阶级和农村人口的很多利益诉求是不一样的。如果根据一人一票的普选原则，中产阶级选民会害怕他们的既得利益会轻易地被农村选民所淹没。因此，中国的中产阶级在对待民主的态度上恐怕是同政府相一致的。
“欣慰派”的信奉者还经常举出韩国和台湾做例子，证明“中产阶级=民主化”这个公式的正确。詹姆斯·曼承认在韩国和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中，中产阶级的壮大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他认为这两地的经历不能同中国相比。首先，中国的幅员辽阔，比韩国和台湾大得多，各地的发展也不平衡，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利益。再者，台湾和韩国都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护，因此美国人的话他们不敢不听。在韩国和台湾的民主发展过程中，除了当地人民的斗争和争取，美国对韩国和台湾的独裁政权所施加的压力也是这两地实现民主化的重要原因。
任何政策的制定都离不开专家的参与。在美国的对华政策制定中，中国问题专家，也就是所谓的“中国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中国幻想》这本书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作者分析了当下一些美国的中国通们的成长经历，是什么样的时代背景造就了他们的观点。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美国朝野上下展开了一场“谁丢失了中国”的大讨论。紧接着就是麦卡锡主义的盛行，使得一些在政府部门工作的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丢了饭碗。那个时候，美中关系根本就不存在。直到尼克松总统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研究中国问题才开始重新受到重视。现在美国的一些知名中国通在尼克松访华的时候也就是二三十岁，多数还在研究生院里学习。他们投身于中国研究的背景正好是在美中关系出现新曙光的激动人心的时候，但同时麦卡锡主义的记忆又并不遥远。他们担心：任何一些煽动者、任何一场国会听证会都能够把美中关系倒退到冰冻时期。他们把国会中或新闻媒体上出现的批评中国的声音看作是潜在的威胁，认为对华政策应该由在行政部门的专家不事张扬地推行。
詹姆斯·曼认为，这些中国通们向美国民众推销的“贸易交往可以使中国走向民主”的理论是一种左右逢源的说辞，因为中国究竟什么时候能够走向民主只有天知道，在这同时，美国可以一边同中国做生意，一边不用担心中国缺乏民主。他认为，这种理论使得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认识走入了歧途。
现在，美国已经正式认定中国是战略竞争对手。在这个时候重读詹姆斯·曼在十二年前写的《中国幻想》，读者会发现他在书中的很多论述都已经被现实证实。詹姆斯·曼不是一位专家，他只是个记者，但是记者的敏锐观察使得他得出了一些中国通都未必能够作得出的结论。那些幻想“贸易交往可以使中国走向民主”的专家们，也是在看到中国的人大修改了国家主席任期的宪法条文之后才彻底幻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