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中国海外“千人计划”“海外警务站”之类跨国渗透、刺探军事和商业机密及骚扰、监视侨民等活动，美国、澳大利亚等国近来加强打击力度，抓捕了一些涉嫌间谍犯罪者及中共海外代理人。在此背景下，不断强调安全、极限思维和爱国主义教育的中共当局推出反间谍法修订版，7月1日起实施。2017年在广州以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为由遭扣押的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的中国问题学者冯崇义教授分析指出，这是一部典型的恶法。他认为，恶法非法，不仅与中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现实需要背道而驰，也与世界文明以及日益觉醒的中国人对限制政府权力保护公民权利的法治和宪政诉求背道而驰。他表示，“制造这样的恶法，也是中国法律共同体的奇耻大辱。”
以下是美国之音专访冯崇义博士的部分内容。（受访者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冷战的一个组成部分
冯崇义： 中共对自由世界的冷战从来没有结束过。反间谍法是从原来的国家安全法的一个分支分出来的。这个国家安全法从1993年制定后来到2014年习近平时代。习近平上来之后，跟前几届政府比较，非常注重严刑峻法的治国模式。从2014年开始，他们宣称要建立一个严厉的国家安全法体系，其中的重中之重就是这个反间谍法。当时制定之后，有一些专业上的要求，专业上的性质，比如说他在模仿海外的反间谍法。反间谍法里有两个很刚性的框子。怎么界定这个间谍是有刚性规定的。
记者：具体是什么刚性规定？
冯崇义：就是它必须是受海外或者国外的间谍组织指派、委任或者是收买来从事这个情报工作。第二个硬件，就是这个情报在全世界、特别是民主国家，是有明确的界定，非常狭窄的。它就是一些涉密的信息（classified information）。国家规定哪些是属于机密信息，哪些是classified，或者还分级。它必须或者两者都具备，或者至少具备其中的一件才能够定为间谍犯罪。
记者：中国修订反间谍法的重点在什么地方？
冯崇义：这就涉及到我刚才讲是一个冷战，对外对民主国家的东西。第二个方面，中国这个反间谍法它一直是拿来作为维护一党专政，就是中共政权的政治工具。它这个范围非常广的，就是突破了原来或者现在国际上对间谍犯罪的一些硬的框框。就是它的范围非常广泛。2014年那时候，它的十几条还是相对窄一点。现在为了跟自由世界，其实一个背景是应对西方民主国家在2017、18年前后开始进行这个叫民主反击。像美国、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开始对中共原来的这个可以讲叫统战间谍吧，他们通过国安部门还有统战部门在西方世界培养了非常大规模的一个代理人队伍，为他们做各种各样的活动，政治活动，接受他们的任务，政治任务。现在中国现在把这个间谍法扩大，其实也会看成是它是对西方民主国家自由世界对它进行围堵的一个回应。这把间谍行为其实是无边无际地扩大了。
法律泛政治化，成为政治工具
冯崇义：刚才讲过它是把这个法律政治化。比如讲，一个具体说法就是投靠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这是很模糊的。什么叫投靠？这可以延伸，谁是间谍组织的代理人？你怎么投靠？就从这个角度上讲，用这种间谍法和间谍犯罪去定罪一个任何跟外国有接触的人，不是说你跟间谍组织（接触），你和代理人，和一些记者，和一些领馆人员，什么都行。它就是这个非常宽泛的一个概念。然后在第二个，它是针对国家机关，为获得关键信息，什么叫关键信息？我刚才讲的classified information，就是涉密信息。它叫关键信息。什么叫关键？这个是非常模糊的。是它用这种模糊的政治性的概念，就是把我刚才讲的国际上通用的从组织或者信息本身性质这个范围，推到无边无际这样一个广泛空间里面去。
记者：中共政权为什么要这样做？
冯崇义：它这样的目的就是说现在完全服务一个政治目的。就是它对国内的，像民间的异见人士，新闻媒体工作人员，维权人士，甚至于经营商业的人士，只要它认为要来进行迫害，它就会无边无际的引用这个间谍犯罪对付你。对海外的这些人员，或者是从商的人员，还有外国的媒体人员，你要去做你的本职工作，比如你是媒体的，对不对？你要报道嘛，你肯定要了解信息，了解各种各样的信息，才能报道。你要做商业活动，你要做商业调查，了解价格啊，整个市场状况啊，营销状况。只要它看不顺眼，只要它想整你，它都可以往这个间谍犯罪上面靠。就是可以去框住任何人。就是真正变成我们平常说的，叫作“口袋罪”，或者是“箩筐罪”。就是谁都可以往里面放的这么一个（罪名）。对于中国的公民，或者对外国去中国做各种活动的从业人员，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就是可以说是把法律泛政治化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范例。
记者：（这样的法律实施后）中国有可能，或者完全有可能回到毛时代文革期间，群众互相举报告发，甚至无端地就把一些公民，只要是跟国外有一些关联，比如海外关系，跟台湾有有什么关联，就都打成了所谓的特务或者间谍， 回到那种局面当中去，是吗？
冯崇义：是。因为它现在（我讲）极权复辟嘛。极权主义控制，它就是用特务机构、专政机关对整个社会进行全面控制嘛。特别是举报这一条，非常恶劣。比以前还要过分。以前还没有说有赏多少钱。现在赏以重金。社会上有很多居心不良的人，有很多坏人。他为了陷害别人，他就可以胡来，可以编造虚假信息，来陷害他认为不好（的人），或者他为了自己，为了赏金。这个是很可怕的。对这个社会整体道德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伤害。
记者：可能就会造成人人自危难以自保的这种情况，是吧？
冯崇义： 是。因为它就要达目的嘛。为什么变成政治工具呢？就是维护共产党的专制统治。谁都不敢批评它，调查它。你就得逆来顺受。所有的公民要放弃你的公民资格，不能问政，不能议政，什么都不行。就是规规矩矩，让它永远统治下去。 政治化，当成政治工具后，又回到我们中国古代一直讲的，实行这个严刑峻法时候，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因为它定在这么模糊的概念。就像刚才讲的海外敌对势力。什么叫敌对？只要你说的话不符合它的看法，被认为是反对它的声音，像你们媒体做的任何批评它的声音，那就是敌对。这样的话，它就会把整个美国之音这样的海外机构定成一个海外敌对势力。它把法律当成政治工具后，它就变成漫无边际，就对法律的严肃性彻底取消掉。它没有明确的界定，就是陷害忠良。就把很多无辜的人糊里糊涂地做成间谍犯罪分子。这就是为什么讲它是极权统治的一个工具，非常可怕。我以前在中国被扣下来，其实就是想用间谍犯罪来治我。我有个原来的学生杨恒均，现在也利用这个间谍犯罪，已经扣在中国4年。
物极必反，恶法会产生反作用
记者：你觉得它能达到它这个目的吗？
冯崇义：我觉得这个做法是是达不到目的的。因为我们以前讲的法不责众。如果你弄得无边无际的时候，已经觉醒的公民，毕竟有这个权利意识、也有现代法律意识的人，你用这种法律，你会给国家政府制造更多的敌人。他们这种反抗，这种抗争，不会因为你把这个法律实施了，你就可以把所有人都压住。而且还要激起很多人更顽强的反抗。或者现在的一些网民，他们已经觉醒。就是知道你这个政府太过分。就是政府把公民不当人看，把公民的正当行动、行使他的正当权利，特别是宪法规定的一些权利，都当成间谍犯罪，都当成间谍来去镇压。这个让更多的民众认识，你这个政权是很糟糕的政权，是一个专制政权，所以它会起一定的反作用。
记者：对于中国社会而言，实施这个反间谍法律，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冯崇义：在这个法律底下，它会促使外边进入中国投资做生意的人望而却步。甚至在国内的人人自危。而外资，它会加速中国和世界脱钩的进程，很多企业从业人员会走人，包括你这个媒体和国际媒体。很恐怖，就是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谁要到那个动辄犯罪的地方干活去谋生？非常可怕。另外一个角度是想，它要把中国人重新拉到像朝鲜一样的那种愚昧的蒙昧状态，就是北朝鲜化。启蒙几十年、已经从蒙昧里面走出来，你想让他们把新的人权理念，法制制度的理念，宪政理念全部消灭掉，它做不到。它会加深这个政权跟社会和世界的进一步对立。
（根据电话采访录音整理，受访者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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