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工作者和媒体分析人士表示，周六（7月1日）生效的中国《反间谍法》修正案可能会给在中国境内进行报道的外国记者带来更多挑战。
今年4月通过的修订版的《反间谍法》扩大了间谍活动的定义，并禁止传输任何被视为与国家安全相关的信息。
一些驻华外国记者表示，他们正焦急地观察这些变化将如何影响他们的工作，新闻自由分析人士预测，这些修改将使新闻采访变得更加困难。
“我们很多人都担心那是什么以及它可能意味着什么。目前很难说，因为还不完全清楚它意味着什么或将如何实施，”北京的一位外国记者告诉美国之音(VOA)。出于对自身安全的担忧，他要求匿名。
“任何形式的新闻采访似乎都可能被解释为违反这项法律，”这位记者补充道。
此次修订扩大了间谍活动的定义，包括获取“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文件、数据、资料、物品”。
正如无国界记者组织 (RSF) 的艾玮昂(Cédric Alviani)所言，这“基本上意味着任何类型的信息”。
修订后的《反间谍法》还将赋予当局对任何国籍的个人实施出境禁令的能力以及调查任何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人的广泛权力。
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请美国之音（VOA）注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的声明。毛宁在最近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将反间谍法同外国记者的采访活动相关联是没有必要的。”
“中方一贯欢迎各国媒体和记者依法依规在华从事采访报道工作，并为他们提供便利和协助，”她补充说。“只要是依法依规合法合规，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模糊性作为武器”
多位中国事务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修正案的显着特征是其模糊性。但他们表示，这在中国很常见，政府透明度从来都不是常态。
一家美国媒体北京分社社长告诉美国之音：“国家机密是什么，这本身就一直就是国家机密。”在中国，“模糊性作为武器，已经被长期使用”。
该分社社长要求匿名，由于此话题的敏感性，雇主未授权他们接受媒体采访。
艾玮昂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表示，修正案的模糊将法律变成了“一项包罗万象的规定，可以用作以任何理由拘留和监禁任何人的借口”。
不过，为外国公司提供咨询服务的博钦律师事务所(Perkins Coie law firm)北京办事处合伙人吉莫曼（James Zimmerman）认为，这些修订不会对中国的新闻自由产生重大影响。
吉莫曼对美国之音表示：“无论是否有这些修订，对于记者来说，环境仍然充满挑战。”这位律师表示，他认为修订的内容将更多地用于鼓励自我审查。
尽管如此，外国记者仍保持警惕。
尽管此类修订有先例，驻华外国记者的担忧没有减轻。
那位驻北京的记者表示：“即使有先例，即使他们确实倾向于相当广泛地使用自己的权力，但他们如今感到有必要把这种变化加以明示，并写成法律，这一事实绝对令人担忧。” “这让我们都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对于曾担任中国美国商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主席的吉莫曼来说，这些修订反映出北京方面认为对政府官方路线的任何挑战都是对其合法性的威胁。
与此同时，他表示，北京仍然希望外国媒体写中国的“好故事”。
“宣传机器不明白的是，骚扰做法与其宣扬中国美好事物的最终目标适得其反，只会创造一个全新的故事情节，而这通常是负面的，”他说。
据无国界记者组织称，中国的新闻自由环境糟糕，在180个国家中排名第179位。
外国记者经常面临骚扰、监视，并且很难找到愿意与记者交谈的消息来源。
与常驻中国的外国记者交谈也很难。几名驻华外国记者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不想对《反间谍法》发表评论，即使是匿名，因为这个话题非常敏感。
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中国部研究员王亚秋（Yaqiu Wang）表示，中国当地记者、中间人、翻译和其他为外国媒体提供帮助的人面临的风险更大。
“他们通常处于最危险的境地，”她说。 “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
中国是世界上关押记者现象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其中大多数是中国人，而不是外国人——这一事实凸显了其中的风险。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记者表示，他们不确定这些修订将如何影响他们个人，以及这些修订是否会影响他们在中国的报道方式。对于一些人来说，这种困惑已经被忧虑和焦虑所取代。
“在不确定自己所做的事情是否会被视为间谍活动的情况下开展工作——这是一个非常令人不寒而栗的想法，而我们已经有过许多其他令人不寒而栗的想法，”那位分社社长说。
至于那位记者，“每个人都感到有点紧张，”他说，“但目前大多还在‘观望’。”
评论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