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的选举结果显示出一个分裂的美国。调查显示，白人选票58%投给了唐纳德·川普，只有37%投给希拉里·克林顿。88%的黑人支持克林顿，川普只得到8%。妇女选票54%给了克林顿，42%给了川普。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查尔斯·莫瑞是研究社会变迁的权威。他在2012年出版的著作《分崩离析》中，探讨了美国社会在全球化大环境下出现的深刻的变化。美国之音记者在选举前对莫瑞博士进行了深入的专访。这个专访分七个部分播出。
问：当他的学生很幸运。所以你认为美国人，我对宗教活动的下降和公民活动与婚姻的减少很有兴趣。所有这些活动下降的观念在多大程度上与政治正确有关？在多大程度上与你必须这样想，你不能这么想，你不能批评他有关？这些在多大程度上与这些活动的下滑有关？
答：我认为政治正确产生的各种危害无法计量。首先它严重败坏了大学系统。我是指，我们的大学没有发挥思想公开交流的应有的功能。但设想一下未婚母亲产下儿童带来的问题，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你如果试图公开谈论这个问题，你绝对会被称为种族主义者，因为很多这样的问题出自非洲裔美国家庭。现在白人家庭也发生很多这样的问题。但无论如何，你还是会被称为种族主义分子，说你指责生孩子的单亲女性，妖魔化单亲女性。无论你怎样努力解释，说我们是在关心儿童，关心如何养育儿童，也无济于事。了解这些以及背后的原因很重要，因为不这样做，你就不会有解决方法。但你不能公开谈论这些问题的任何内容。或者说，很多人觉得不能谈论。因为他们不愿被指责，不愿充当坏人。政治正确扼杀了我们对广泛社会问题的严肃思考。
问：我刚来美国，以从前是中国政治犯的身份谈话时，也有这种感觉。我为话太多而坐了一年牢。但我们与我1987年我离开时的中国相比，你不能谈的东西反而更多。我生长在独裁统治之下，对此非常震惊。我也教书。我那时在哈佛教一节课。我把上世纪70年代的学生与现在的学生相比，感到有这么多的东西他们都不能够讨论。 如果你有这样的权力，你认为应该怎样解决美国高教体制面临的问题？
答：我认为教授们因该增加点胆量。终身教职的教授就更不应该不畅所欲言。他们不会被开除，因为有终身教职。很多教授们自律，我认为这些人根本就是智力上的胆小鬼。你怎么改变呢？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能改变他们。这就是说，很多政治正确现在都把种族主义作为一种广为接受的社会观念，把性别作为广为接受的社会概念。这些都是空洞的东西。他们会说，如果我们有适当的社会项目，儿童就会改变。他们不考虑继承性，不考虑让人产生变化的能力有限。未来很多年中，当我们对基因有了更多的了解，对脑神经科学及其他有了更多的了解，我知道这会让所有观众吃惊，但你就会发现，在很多重要方面，男性和女性其实真的不同，意大利人与瑞士人就是不同，苏格兰爱尔兰人与中国人就是不同。这不是说谁优谁劣，但性格、社会行为和其他领域确实存在很大的不同。我们不用对此感到害怕。我们过去就害怕讨论此类问题。但始终抱着正统的政治观念不放，将来会越来越难，因为这种正统观念在很多方面来说都是愚蠢的智力行为。
问：你谈到了大学。我想补充一点，因为我在这方面有经验。你有终身教职体系，有终身教职轨道，你如果不走正路，你就不会受雇。你不能发表东西。你在很多方面都不能受雇。我哈佛的一些同学就不走正路，受雇就遇到了麻烦。
答：我们大学中的社会学科和人类学科就是一团糟。他们在学术上不再有激情。他们不再寻求真理。文学、音乐或者视觉艺术中存在的卓越标准，他们没有这样的概念。他们抛弃了世界上的部分宝藏，因为作者是已故的白人男子。真实一团糟。唯一的希望是，大学教授们开始担忧自己的智商。我就智商问题写过一本书，我可以告诉你，那些过去说智商无法衡量所有事情的教授们，其实对自己的智商十分担忧。一名教授最不可能做的事情，就是说愚蠢的话。随着时间的推移，艺术与社会科学领域存在的很多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立场都会变得十分愚蠢。我认为，当大家都知道你的论点在科学上站不住脚时，你会感到很没面子。这种窘迫感最终会让以政治正确为己任的人能够更理性地看待这个世界。
(美国之音进行一系列采访，反映有关美中关系及美国政策的负责任的讨论和观点。被采访人所发表的评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