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记者贝书颖(Bethany Allen)即将出版的新书《北京统治》呼吁全球民主国家重视北京近年来将其经济和市场全面“武器化”，以迫使民主国家和跨国公司臣服于中国的极权价值观。她8月份即将出版的新书以“极权经济治国术”来形容中国的经济胁迫手段，并呼吁全球民主国家结盟，重回民主价值和经贸挂钩的路线，抗衡中国越来越专断的经济胁迫。
基于中国庞大的制造诱因和市场商机，各国外企前仆后继涌入中国。但在华经商多年却发现，不管公司规模多大，为了保住中国市场，许多公司都必须被迫转移技术或臣服于中国设下的诸多政治红线，甚至成为言论审查的帮凶，而北京近年来“以经逼政”的胁迫力度和广度越来越大，已形成极不公平的贸易障碍。
对此，现派驻台北的美国政治网媒《Axios》中国记者贝书颖(Bethany Allen)告诉美国之音，那是因为“中国已经全面将其极权价值观和经贸成功挂钩”，并将经济和市场“武器化”，以胁迫民主国家和在华营运的跨国企业，来维护其国家形象或地缘政治的利益。
北京盛行“极权经济治国术”
贝书颖将此形容为北京的“极权经济治国术(authoritarian economic statecraft)”。她在8月即将出版的新书《北京统治:中国如何将经济武器化来对抗世界(Beijing Rules: How China Weaponized its Economy to Confront the World)》中，全面且深入地揭示出中国在境内外遂行经济胁迫的种种行径。
贝书颖说:“中国的极权经济治国术就是，其所使用的所有手段和措施只为了追求中国自身极其狭隘的地缘政治利益。这些作法不是为了让世界变成一个更好的地方，不是多边的，也不是基于崇高的意识型态理念。相反地，只是纯粹为了自己国家和地缘政治的利益。”
她说，美国祭出的制裁或关税等经济处罚手段大多具有透明性、合理性，并经过正当的法治程序，而且最终要维护的是基于规则所建立的国际秩序。虽然也曾被滥用，但有一定的上诉机制来提供补救。例如，前美国总统川普政府曾滥权制裁两名国际犯罪法庭的调查员，因为他们要追究美国在阿富汗可能犯下的战争罪，但此制裁随著川普下台，拜登总统上台后就被解除，而且这样的滥用情况可谓少之又少。
相较之下，她说，中国近年来祭出的各种经济报复手段都是未经法律程序的片面任意行为、理由不充分且不透明、也不成比例，更不可能有什么上诉机制。以挪威鲑鱼为例，贝书颖说，中国之所以于2010年片面禁止放行就是为了报复挪威颁发诺贝尔和平奖给已故的中国民主人士刘晓波。这两者毫无关连，竟成为中国经济制裁的理由，足以佐证中国“以商逼政”的胁迫。
澳大利亚饱受中国经济胁迫
澳大利亚是另一个中国对他国进行经济胁迫的典型范例，也是近年最常遭中国胁迫的国家。
根据澳大利亚智库“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今年2月发布的报告，中国于2020-2022年间对19国进行过73起胁迫性的外交手段，其中对澳大利亚的胁迫最大，高达21起，但整体成效并不成功，反而凸显澳大利亚的韧性，其次是针对立陶宛的11起和台湾的8起。
贝书颖说，澳大利亚前总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只不过於2020年4月呼吁对新冠病毒的起源进行独立调查，就惹怒中国，招致北京对澳大利亚葡萄酒征收惩罚性关税，使其隔年的中国出口销售額暴跌超过九成。她说，新冠病毒起源调查攸关全人类的健康福祉，且莫里森的发言也建立在事实上，竟引来中国为了一己形象而发动的抵制和经济报复。
中国对澳大利亚的经济胁迫不只这一桩，包括以海关检疫、重金属成分超标为借口，拒绝澳大利亚龙虾进口，背后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报复澳大利亚响应美国的号召，在5G网络建设中以国家安全考量为由排除了华为公司等政治原因。随着中澳关系恶化，中国对澳大利亚祭出的制裁还包括禁止铁矿砂、大麦和煤炭等，虽然基于对澳大利亚铁矿石的依赖，中国的进口量未减反增。
澳大利亚带头串连
不过，贝书颖说，澳大利亚不曾因此屈服，除了积极为部分受创产业开扩新市场或提供补贴外，也从结构面思索降低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或强化供应链韧性，更构思“经济版第五条(economic article 5)”或经济防御条约(economic defense treaty)，或向世贸组织提出仲裁等机制，来呼吁各国积极抗衡中国的胁迫。
事实上，她所著的《北京统治》一书中提到，澳大利亚前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早于2017年就透过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安全对话论坛警示，中国对外国挥舞影响力的行径具“隐密、胁迫和贪腐性(covert, coercive and corrupt)”，他的文胆John Garnaut记者出身，因对中国的太子党和统战等体系有深入的了解，更在串连美日等国于抗衡中国经济胁迫的认知和行动上扮演重要角色。
随着中国经济胁迫问题日益严重，七国集团于5月的广岛峰会发布公报，扬言将团结因应，包括采取“去风险化”，而非“脱钩”的策略来减少对北京的依赖，并降低因北京各种“经济胁迫”而受创的风险。
对此，贝书颖说，她乐见民主国家跨出重要的一步，但她说，西方国家在这方面的行动太少太慢。她于书中花了一整个章节建议美国应该从立法面，包括禁止极权国家的游说，以拒绝中国等国影响美国决策，或者提高在华营运美国公司的申报透明度，以杜绝中国政府的手伸进美企业，甚至列出对经济胁迫行为的明确罚则等措施，有效抗衡中国等极权国家的胁迫。
她还呼吁民主国家结盟，签署集体性的经济防御条约或建立国际仲裁机制，甚至成立保险基金，补贴因中国经济胁迫或受创的产业。
西方盟国应建立一套“民主经济治国术”
她说，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一套“民主经济治国术”，不再沿袭美国前总统克林顿(Bill Clinton)时期以来的对华路线：将人权价值和对华经贸脱钩。相反地，她说，西方国家应重新将民主价值和经贸挂钩在一起。只要中国违反国际承诺，继续迫害人权、箝制言论自由，就应接受经济制裁，甚至充当中国政府人权打手的中企也应被列入禁止往来的黑名单，反制北京的“极权经济治国术”。
贝书颖说：“还有一个作法是，将协助中国政府言论审查的中企，例如中国社媒公司，像百度、腾讯等，打入(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禁止美国公司与其往来，首度对中企加大施压。”
她说，中国对外的胁迫或干涉手段越来越高明、全面且复杂，包括《Axios》2020年独家踢爆，中国曾于2012-2015年间派出女间谍方芳(Christine Fang)混入加州政坛，以金钱和性诱惑美国政坛人士，非法搜集情报并影响美国的决策圈。
对此，美国中情局（CIA）资深退休官员丹尼尔·霍夫曼（Daniel Hoffman）接受美国《福斯新闻》采访时曾表示，像这样的中国女间谍其实在美国有数千位，她们试图爬上美国高级官员的床。
此外，贝书颖说，中国遂行经济胁迫时，往往以政府之力对付单一外商，这背后形塑出的是极不对等的权力结构，让国际服饰品牌如H&M、视讯平台Zoom等外商都不得不低头，自我言论审查或成为中国公安打压异议人士的打手。
贝书颖呼吁各国政府支持其在华营运的外商，出面代为与中国政府协商，以降低北京对外商“以商逼政”政治操作。但她也呼吁跨国企业重视社会责任，不轻易对中国屈服，因为中国常利用民主社会的自由度和选举体制，透过施压商人来施压政府。她说，最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前，先邀约微软的比尔·盖兹(Bill Gates)和电动车龙头特斯拉的埃隆·马斯克(Elon Musk)访华，除了深化与外企的商业关系外，背后有更深层的政治操作。
中国拒发签证难入境 贝书颖移居台北
贝书颖说：“(习近平)先见他们(盖兹和马斯克)有第二层的讯息，那就是，即便美国政府对华强硬，我们(中国)有自己的管道绕过你们的(美国)法律、外交途径。我们跟(美国)社会最有钱、有权的阶级有直接沟通的管道。”
贝书颖有长达10年的新闻采访经历，撰写过非常多有关中国的深度调查报道，她曾于2014-2018年派驻中国，有四年第一手见证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经验。不过，中国政府自2019年起拒发记者签证给她，让她无法再入境中国。贝书颖现定居台北，她说，台湾的新闻环境非常自由，也是就近可以观察中国施加各类影响力，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假新闻散播的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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