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对互联网大数据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力近乎痴迷，这也造就了他试图以中国的数据实力支配世界的野心。胡佛研究院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说，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党国体系正试图通过企业扩张将世界各地的海量数据引向中国，目的是提高中国的情报搜集和操控外国的影响力。
报告：习近平是一个“数据控”
2021年，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探员在搜查一艘向巴尔的摩港运送上海振华重工（ZPMC）起重机的货船时，在船上发现了情报收集设备。
这则消息今年3月5日经华尔街日报报道后，并未获得太多关注。但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马修·约翰逊（Matthew Johnson）看来，中国销往世界各地的集装箱起重机系统正是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布下天罗地网、掌控全球数据野心的一部分。
约翰逊通过对习近平的讲话、中共政府文件和官媒报道的研究，最近发表了题为“中国的数据主导大战略”（China’s Grand Strategy for Data Dominance）的报告。报告说：“对他的演讲进行仔细分析表明，他（习近平）个人专注于控制数据、以及存储、处理和利用数据所需的‘关键核心技术’。”
越来越多的美国国家安全部门决策者担忧，中国可能获取有关美国国内外的货物运输信息，甚至掌握美国海外军事行动的物流情报。一些国家安全和军事部门官员将中国制造的船岸起重机比作“新的华为”。这些起重机包含复杂的传感器，可以记录和跟踪集装箱的来源和目的地。
约翰逊认为，在北京的数据管理官僚体系下，所有的中国企业都被整合到一个由中国共产党党集中控制的国家数据基础设施中，目的是在与西方的战略竞争中为党的目标服务。他说，这一策略基于一个完全单向的前提：让中国最大限度地吸收来自世界各地的数据，同时尽可能少地让中国的数据被外界获取。
约翰逊：一个可控的网络化世界对中国有利
约翰逊说，习近平的世界观，是一种控制论（cybernetic）的世界愿景。他对美国之音说：“这个世界越来越相互关联，但也越来越是一种可控的相互关联，中国在这个相互关联、可控的世界中拥有的控制杠杆越多，对中国就越有利，而且可以从战略上运用这些控制杠杆来推动中国在海外的利益。”
“这个相互联系、可控的世界会有什么风险？由中国生产或控制的美国基础设施的关键部分可能会受到影响，在与美国发生冲突时可能会被关闭。”他说。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国防情报局在2021年进行的一项秘密评估显示，北京有能力阻截美国的港口运输，并有能力收集有关运输军事装备的情报。据知情人士透露，在过去两年中，弗吉尼亚州、南卡罗来纳州和马里兰州的港口有时被附近的美国军事基地使用，而这些港口都从振华重工采购了集装箱起重机，这引发了美国国家安全界和联邦调查局的担忧。
美国日益担忧中国窃取美国商业数据、甚至掌握公民的个人数据。纽约时报6月21日报道说，拜登政府与美国国会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里一直在研究阿里巴巴和华为等中国科技巨头云计算服务对美国形成的安全问题。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官员讨论了是否可以在中国公司在美国运营时为其制定更严格的规则，以及如何应对这些公司的海外扩张。
美国官员担心，北京可能会利用中国在美国和国外的数据中心获取敏感数据。这与美方对华为、中兴等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和抖音海外版TikTok的担忧类似。
中国“抢占”美国数据领域广泛
约翰逊的报告说，中国的党国体系利用企业在商业活动中的数据征集，已经被用于建立人类个体基因组的数据库、寻找外国经济的薄弱环节、挖掘电信网络的商业秘密和情报、操纵网络信息环境、通过社交媒体掌握外国公民的特征，并攻击那些以批判方式报道中国和中国企业的记者。
约翰逊6月22日在胡佛研究院华盛顿分部举行的一场座谈上说，药明康德、华大基因这样的医药和基因研究企业正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市场开疆辟土，它们获取的个人医疗和基因数据都可以被中国政府所掌握。
2020年，美国商务部将华大基因的子公司列入出口管制的实体清单，原因是这些公司在中国政府镇压维吾尔人的活动中参与协助了基因分析工作。
约翰逊的报告还提到，中国的大疆（DJI）无人机和深圳道通科技子公司出品的Autel无人机在世界各地被执法部分使用。美国巴德学院（Bard College）2020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安全部门使用的无人机中，90%是大疆无人机。
根据美国陆军2017年的一份备忘录，大疆被指控与中国政府共享关键的基础设施和执法数据。2019年，美国国土安全部（DHS）警告称，中国制造的无人机可能会向中国制造商发送敏感的飞行数据。基于中国数据安全法的要求，中国政府可能会访问这些数据。
习近平党国体系下的国际数据政策
从中共的权力组织运作角度来看，约翰逊认为，中国在党国体系下推行的全球数据战略根植于国内对政府机构、企业和军方的统筹和配合。
他说，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是中共数据政策的权力和执政核心，也是被大多数人所熟知的网信办背后的真正权力中枢，正是这个机构影响了许多关于数据和信息的法规的实施。
他说：“许多围绕‘大数据’的政策和框架，以及这些政策和框架从一开始就强调的国家和私营部门、市场和军队、行为者和利益的结合……也就是说，能够以商业方式获取数据，比如与军方共享数据，是这一数据战略和议程的一部分。”
约翰逊认为，西方国家在与中国科技企业交手时，往往因为对中共党国体系下的运作机制一无所知，忽略了中西供应链融合和数据交换中的安全风险。他说，中共的组织结构具备“列宁主义”色彩。
约翰逊说：“这意味着公共和私人、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区别在根本的组织意义上不存在。”
“中国共产党有着非常特殊的历史，在其成立的最初几十年里，它是一个地下组织，必须围绕20世纪上半叶中国国内的法律和政治领域运作。换言之，从组织的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一直都很擅长。而习近平本人也对此夸口，说党的这些特点是它的组织优势。”约翰逊强调：“中共一直非常善于将其不同部分联系起来，使其能够谨慎、缓慢且经常以非常不透明的方式实现政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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