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在可见的、不远的将来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说法一度甚嚣尘上，甚至成为一种流通广泛的共识。然而，在过去的两年里，尤其是在过去的两个月里，世界媒体又呈现出各方的另一种共识，这就是，中国经济增长乏力，经济不增长或慢增长的中国对全球经济和国际秩序构成拖累乃至破坏。
疫情清零政策后果严重
中国崛起势不可挡，中国经济增长势不可挡，即将超过美国甚至实际上已经超过美国，这种说法在大约2019年达到顶峰。然而，进入2020年，形势陡然发生突变。
许多批评者和观察家说，2020年年初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中国官方媒体最初长时间使用的名称是“武汉肺炎“疫情）借助中国共产党采取的强有力的舆论封锁和虚假信息宣传在中国大爆发，随后扩散到全世界，导致全球百年未遇之大瘟疫，大变局。
疫情发生之后，在中共领袖习近平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之下，中国采取了举世无双的所谓的疫情清零政策以彰显中国制度的优越和中共/习近平领导的英明。被广泛认为是严酷的清零政策包括动辄封户，封区，封城，封省，封路，封港口，禁止人们出行上班，甚至禁止人们出行求医保命，或购买食品活命。
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大都认为，这种富有中国特色的疫情清零政策的确带来了举世无双的诸多巨大成果，其中最显著和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给中国经济造成了严重和超严重的打击并产生全球性影响，破坏甚至毁坏了成千上万中国人和中国公司的生计，使中国经济赶上美国成为遥不可及的中国梦和白日梦。
疫情清零政策强制推行了三年，导致中国人苦不堪言。习近平本人在2022年年底也对到北京访问的外国领导人承认，中国许多城市冒险上街抗议的年轻人是对疫情清零政策不满。也是在2022年年底，中国的疫情清零政策无预警地全面放弃、放开，导致数亿人短时间内集中感染，医院和殡葬系统不胜负荷。中共当局再度采取封锁消息、不发布死亡数据等措施控制疫情，并宣布自己取得了举世无双的防疫抗疫成功。
从2022年12月开始，清零政策放开，中国对国际国内的旅行限制放开，中国经济重新开放，一度呈现出快速恢复和发展的苗头。观察家们注意到，中共当局不是检讨自己前三年瞎指挥推行严酷的疫情清零政策给中国造成的祸害并向中国人民谢罪，而是再度自我吹捧自己审时度势，决策英明，领导有方，成效显著。与此同时，早先为中国的疫情清零政策感到绝望的外国投资者也再度看好中国。
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悲观成主流
然而，好景不长。中国经济从中共清零政策的严厉和有效打击下强劲恢复和反弹的势头只是昙花一现。今年年初国际间对中国经济全面复原并恢复强劲增长的乐观情绪近两个月来已烟消云散，悲观看法成为主流意见和见解。
在这方面，法国主要报纸《世界报》6月12日一篇报道的导语可谓当今世界媒体的一种广泛共识。该导语说：“在今年年初的有力开始之后，在国际经济形势和消费者信心缺乏的影响下，中国工商经济活动似乎放慢下来。” 这个新闻导语所引出的新闻标题则是：“在疫情清零终结六个月之后，中国经济再受挫折”。
专门报道经济和工商新闻的法国《资本》月刊杂志则更直言不讳。该杂志6月7日发表文章，标题是，《增长：中国经济令人失望，对美国对欧洲，‘最坏的事情’还没有到来》。
《世界报》和《资本》杂志这两家法国媒体都开宗明义地点出了当今中国经济恢复强劲增长以解决失业等严重社会问题（中国年轻人失业率20%以上）所难过的坎，这就是，强调对敌斗争、强调所谓的国家安全（实际上是中共政权安全）使中国当局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关系变坏，影响了经贸关系。
此外，三年严酷疫情清零政策导致中国消费者对自己钱包和对自己的经济前景和“钱途”充满不安全感。他们纷纷选择减少消费、保存现金以防备当局再推出一种什么断绝大众生计的政策。这两种因素导致或加剧了中国经济的外需和内需不足，导致经济增长乏力，导致依赖对中国出口的欧美企业，其中也包括日本和韩国企业前景不妙。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在中国崛起不可阻挡的大舆论环境中，当今中国经济前景不妙之类的消息也时常出现。但跟过去二十年不同的是，在过去的一年里或半年里，中国经济前景不妙的消息逐渐形成了舆论大环境，这一点从国际媒体近日来有关中国经济新闻的报道标题也可以看出个大概，如，
——外国投资者逃离，中国技术业界群体处境艰难（《金融时报》，6月11日)
——与总部断绝联系，全球投资基金经理们困坐中国黑箱中（《华尔街日报》，6月10）
——在市场悲观丧气中，中国共同投资基金销售干枯（路透社，6月9日）
——外国投资者近来持续大举抛售中国资产，把钱放在中国将变得更有风险（雅虎财经，6月9日）
——在中国做生意对外国人来说正在变得不可能了吗？（《经济学人》，6月11日）
区分敌友的经贸政策好不好
在中国经济增长乏力、经济形势吃紧、中国迫切需要外来投资之际，中共当局却采取种种措施，使到中国做生意的外国人很容易坠入中国当局在今年4月推出的新的反间谍法的法网。《经济学人》杂志的文章所说的外国人在中国做生意有可能正在变得不可能就是指这种情况。
文章说，在当今中国，很多在其他国家是无害、合法、客户所需要的经济信息的搜集，在中国都有可能触犯反间谍法，这使很多外国公司雇员在中国工作变成一种具有不可预测的高风险的工作，使外国公司忌讳派人到中国工作，实在需要派遣，也需要事先跟律师作一番培训，要准备好被突然逮捕时要说什么，如何求救。这种局面使正常的经济活动难以为继。
在这种大形势之下，美国文化和新闻杂志《大西洋》月刊杂志网站6月8日发表一篇署名文章，其大标题是，《中国和西方正在渐行渐远。中国经济能继续崛起吗？》，副标题是：“当今世界两大强国已经把彼此间的经济联系视为风险，但解除关系将有代价。”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该杂志驻北京的通讯员迈克尔·舒曼。舒曼的文章主旨是说离开西方的技术和资金，中国经济很难继续崛起，但文章最后两段提出了在很多读者看来是非常有趣的观点：
“（中共领袖）习近平将安全和权力置于经济效率之上，这正在导致他疏远那些贸易伙伴，而那些伙伴本可以给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最重要的东西，如资金和技术，而中国跟俄罗斯之类的国家加强关系不可能取代（中国因为支持进行侵略的俄罗斯所蒙受的）损失。中国国势在这种条件下能否继续上升还要等着瞧。但习近平的选择可能是阻碍而不是促成中国加入全世界最富裕国家行列的努力。
“中国眼下的发展势头使它变得不再是美国经济那么有力的竞争者了。但美国公司也可能会损失诸多可以赚取利润的机会。中国和西方分道扬镳的种种代价很有可能对全世界都是巨大的，因为各方都为基于划分敌友来决定经济政策而付出代价。”
西方对中国的看法不再天真
许多读者认为舒曼这篇文章的结论明显是暗示，基于划分敌友来决定经济政策是不明智的，中国采取这种不明智的做法，但西方则不应当或避免采取，不应当把中国视为敌手。
然而，习近平治下的中国的种种做法，尤其是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直接威胁欧洲和世界和平以来的做法，使西方国家、尤其是使原先竭力要跟中国维持良好乃至友好关系的欧洲国家也对中国产生了强烈的警惕和疑虑。
6月8日，在国际间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表文章，标题是，《西方对中国的天真看法寿终正寝》；副标题是，“有关中国的新的辩论使乐观主义者和宿命论者对立”。文章说：
“在西方民主国家当中，眼下是令人不安地清醒看中国的时刻。在它们得出惨淡的共识之前，它们多年来对习近平政权的性质持有天真和一厢情愿的自欺欺人的看法。最近的斯德哥尔摩中国论坛研讨会展示了一种发生了变化的心境。这是一种共同的、持久的悲观情绪。本杂志‘茶馆’专栏记者自2008年以来断续参加了美国和欧洲国家政府官员、学者和工商界人士的这种聚会（中国外交官和学者也参加某些会议）。
“乌克兰的战争笼罩在最近的研讨会上。这次研讨会的东道主是瑞典外交部和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与会者没有人喜欢谈论中国是一个理想的和平斡旋者，就像一些欧洲国家的领导人在战争初期的几个月所暗示的那样。与会者所谈论的是中国特使游走于欧洲国家的首都，提出乌克兰放下武器祈求和平，与此同时又把普京说成是一个进行自卫的统治者。
“在会上有一个发言者称，中国跟俄罗斯的‘勾结’对西方国家来说是一次‘电击’。中国预计会在结束战争和战争之后的重建中发挥某种作用，因为至少乌克兰政府希望习近平参与其事。但参加斯德哥尔摩研讨会的与会者都极其不愿意接受让中国协助制定欧洲未来安全框架的想法。对中国的这种不信任来自他们听到中国官员将乌克兰战争归咎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种防务联盟；中国官员还推销一种世界秩序，世界各国在其中要通过变幻不定的、没有价值观的利益计算来寻求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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