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邓聿文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在今年的国庆讲话中，习近平说，“新征程上，我们的前途一片光明，但脚下的路不会是一马平川。团结就是力量，信心赛过黄金。”这句打气的话说明习是明白当下中国的症结所在——内外交困，问题重重，士气低落，党心和民心散了，所以才呼吁团结，要有信心。
今年是中共统治中国74年，之前流行一个“73年大限”说法，尽管中共看似逃出了这个规律，但麻烦没有停止，而是越来越重。而造成这个严重麻烦的，不是别人，正是习自己。如果不是他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强行连任，即便在过去10年做了很多不得人心的事情，把个国家折腾得半死，随着他的两届任期的结束，换个新领导人上来，还是有止血机会，甚至有可能再次来个“拨乱反正”。可随着他在台上赖着不走，国家发展的方向和路线得不到纠正，哪怕有局部纠错，就像现在经济上做的那样，情况可能会继续恶化下去。今年来的形势充分证实了这点。
习不可能退回邓小平路线
习不是不清楚，甚至也不是不知道他就是问题之源。然而一切都太晚，退回到上台之前的邓小平路线，不仅他这10年算白忙一场，很可能在这“退”的过程中会有刀光剑影，因为政治路线上的大退却不是像打个转向灯把车往回开那么简单，伴随政治路线的后撤从来是残酷的权力斗争，习在大退却的过程中不可能稳掌权力和政局，退却本身表明其权威的消退和权力的收缩。所以如今他只能硬着头皮在既定的方向和路线上走——可能会有阶段性的迂回——或许运气好，还有一线突围机会，他赌的就是这个机会。
事实上，习不可能退回到邓的路线。这也是由他的眼界和识见决定的。也许他做事的能力不错，然而，他的知识、视野和思维模式还停留在几十年前做知青的阶段，虽然后来上过大学，做过沿海发达省市的地方官，并在权力中枢纵横捭阖了十几年，还频繁出过国。
一个人在青少年时期所受的教育，阅历和际遇对他成年后认识世界和看问题的角度，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成年时随着社会交往的扩大，以及工作的历练和家庭的组成，对世界的认识和思维方式会有改变，但对多数人来说，基本的世界观和对事物的认识方式是由青少年阶段确立的，这一阶段的可塑性也最强，可一旦确立了某种世界观和思维模式，再有大的改变就很困难，除非之后人生又有了大变故。这是得到心理学支撑的。
不幸的是，习的青少年恰恰很不幸。其父习仲勋在毛时代虽曾官至国务院副总理，但不是核心领导层成员，1962年因小说《刘志丹》事件比大多数中共元老都过早被打倒。此时习不过是个不到10岁的少年。毛时代的阶级斗争异常残酷，一旦被划为政治异类，连带所及，对子女的后果非常严峻。习本人受到过几次审讯，没有父亲的阴庇，他从原来高高在上的“第一等级”瞬间跌落到底层，和“地富反坏右”为伍，比他“第一等级”大多数同龄人都过早尝到了失去特权的滋味。这是少年习近平接受的人生第一课，它带给习的首要教训就是权力的重要。在这个体制下，没有权力，什么都不是。
梁家河经历
1969年1月，习被发配到陕西延安梁家河这个穷山恶水之地。此时他15岁，在梁家河，前后呆了7年，后来官方把习的这段履历称为“七年知青岁月”。习发迹后，常说梁家河给了他怎样的人生锻炼，让他认识了真正的中国国情。官方也把梁家河塑造成新时代的“韶山冲”，成了中共党员和中国民众的朝圣之所。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官方宣传的那样。习在梁家河的七年，可以说是非常落寞和无聊的。为改变命运，他写了十几次入党申请书，拼命向党表忠心，终于在1974年被批准入党，不久成为大队党支部书记，后被推荐上清华大学，成为工农兵大学生，迎来了人生的第一次重大逆转。
现在很多知青在回忆自己艰难的知青岁月时，爱说“青春无悔”。时间有时会过滤人的心境，尽量从美好的一面从记忆中提取当年的情景，某种程度上这是可以理解的。可对习来说，他去梁家河，是真正要在广阔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无论他个人，是否想接受这种“教育”和锻炼，但作为“黑五类”，他不得不接受这种命运安排。我怀疑官方当时是有意要把他永远留在这个穷山沟，从此作为一个真正的农民，娶妻生子，在此终老一生。同来的十几个知青因忍受不了这儿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双重贫困，在一年多时间里纷纷用各种方式逃离梁家河，习也动了这个心思，偷偷逃回北京，但不久又被送回。到了第二年，只剩他一人呆在梁家河，他大概明白，这辈子要同黄土为伍了。人生的打击和绝望莫过于此，对当时还是十六、七岁的习近平而言，这是他接受的人生第二课，以一种非常冷酷的、赤裸裸的方式呈现的生存、权力和政治哲学。这里可没有后来无论是他个人回忆还是官方叙述的半点温情脉脉的地方。
世人无法探究习当时是以一种怎样的心情面对这一切，但好在他调整了心态，和现实妥协，没有自暴自弃。他或许明白，其“黑五类”身份是他个人无法改变的，但可以去改变小的生存环境，这也就是后来官方宣传的，他积极向党组织靠拢，一次又一次写入党申请书，向党表明，虽然是“黑五类”子弟，可能够改造好；同时和农民打成一片，成为他们中的一份子，发挥他识字和有一定文化知识的特长（和梁家河村民普遍的文盲相比，习毕竟接受了中小学教育，是个小知识分子），帮农民干点实事，解决他们在生产和生活中遇到的一点实际困难，赢得他们的好感。习的这个生存策略起到了一定作用，党组织被他的入党“诚意”感动，在他写了十多次入党申请书表决心后，终于接纳他入党，并很快安排他做大队党支书。
此乃习在不幸的七年知青生涯中得到的人生“第一桶金”。不过我认为，这并不完全取决他本人的“努力”，还有着当时大的时代因素的暗中“相助”。林彪事件后，毛的权威受到严重打击，人们开始从对毛的愚昧崇拜中有所醒悟，对被毛“钦点”打到的中共高官有更多同情，这使得当时的政治气氛有所宽松，像习这种“黑五类”子弟会得到同情他们处境的上级看官官员的暗中照顾，所以他后来被推荐上清华大学，正式摆脱了知青生活。
习以管理梁家河方式治理国家
然而，官方在习成为党的核心后，改写了他在梁家河的叙述，把这段不幸经历描述成他如何在这种艰苦环境中锻炼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他后来的思想，对党和国家未来的思考，以及作为领袖的才干都是从这儿起步的。官方的意思是，梁家河是门大学问，读懂了习在梁家河的七年知青岁月，就读懂了习的思想和治党治国。这确实说得没错，但要反着看。这段岁月对习确实影响非常大，今天习的所谓新时代的思想和治国路线，都可以从梁家河找到影子。换言之，在习看来，中国不过是个放大版的梁家河，他是在用管理梁家河的方式治理国家。
总结起来，习在梁家河的七年，带给他的最重要影响，有以下几条：（1）权力是最重要的，有权便有一切，因此抓权是关键；（2）在形势和处境不利时，要学会忍耐，接受现实，懂得妥协，等待时机；（3）启势的第一步，必须依靠党组织，组织才有力量；（4）农民的贫困是实在的，农村的稳定关乎中共的执政安全，因此，稳定农村，稳定底层是党的长期任务；（5）大队支书在农村一般说一不二，具有绝对权威，治理中国，也需要一个绝对权威。
有人也许会不同意我对习近平知青生活的说法，他们会认为，同为知青，或者同为红二代的知青，即使在当时，对毛体制具有反思能力的也大有人在，何以习就不会从他个人的遭遇中醒悟到这种体制的荒谬？何况他父亲在他那代比很多中共元老都开明，开化，习多少会受他父亲的遗传和影响。其实，这是种误解。习仲勋开明不假，但更多表现在被打倒后，而此时习已离开了其父，而且在当时，红卫兵更多受到社会大环境而不是家庭小环境的影响。另外，习不是一个好读书之人，他所读的书，或者能够接触到的书，无非是毛的著作，17年时期的小说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类的书而已。他在梁家河的那段日子，也没看到他同哪个有反思能力的人有深度交流。实际上，鉴于他当时的身份和所处环境，应该没有可以深谈的朋友。官方后来对他的吹捧，也少看到这方面信息。因此，从他个人的学识、接触到的信息和表现来看，他缺乏对毛体制的深刻认识。
虽然习后来走向更高的职位，然而，从他今天的治国理念、思路、动员方式以及语言表达来看，年轻时期的这种局限所形成的思维模式和对事物与世界的本质看法，并没有太大改变，他依然是以一个普通大队支书的水平治理国家，和他倡导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相距遥远。故可断言，他难以意识到这个体制的根本弊端，反认为现在推行的这一套才是最好的，最适合中国国情的，用他的话说，鞋子合不合适，穿着的人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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