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邓聿文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中共二十大过去了一个多星期，但围绕着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的组成，舆论对习近平如此人事布局背后的动机和原因仍在做各种讨论。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习建立这个所谓战斗班子，是因为他自感要面对外部的“惊涛骇浪”。某种程度上这么说可能是对的。习在大会结束后的首站外出即率领六常委前往中共“圣地”延安，似乎也证明了这点。
延安是中共“福地”。86年前，毛和他的革命战友领着一支疲惫之师，落草延安，起死回生，用13年就夺得天下，建立起全国政权。习带领他的常委班子到延安朝圣，当然不只是要新常委们重温中共这段既艰难却也辉煌的历史，而是通过此举让他们牢记、并向外界传达两层含义：（1）党的干部队伍必须发扬延安时期那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那种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脚踏实地、苦干实干；（2）有了这两种精神的附体，二十大新选出的中央领导班子，将像毛那代领导人在极艰难的状况下开辟出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一样，也将在新时期全力战胜各种困难和挑战，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迎来中共又一个辉煌。
显然，习要把刚结束的二十大比作七大，两者在精神谱系上是一样的。但此次延安之行，习还藏有个人私心，因为他当年在延安的梁家河渡过了七年知青岁月。现在梁家河成了中共另一朝圣之地。习在梁家河学会了忍耐和等待，通过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终以“黑五类子弟”身份当上大队书记，某种意义上可看作他人生的第一个政治资本。就此而言，梁家河亦是习个人“福地”。
习在延安的讲话同样出现在二十大报告中，尤其对斗争精神的强调，可视作报告基调。开篇提的“三个务必”，其中之一是“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谈到未来前进道路上需要把握的几个重大原则，亦有“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全党全国人民的志气、骨气、底气，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知难而进、迎难而上等。
斗争是中共的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金科玉律的的对立统一规律，就非常强调斗争性。所谓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的规律是宇宙万物的根本规律，事物发展的原动力来自于矛盾即斗争。毛深得斗争哲学的精髓，他一生都在斗争，“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习以毛为师，对斗争的领悟，青出于蓝胜于蓝。十年前他上台不久，即强调敢于斗争，要求全党有斗争精神，后来成为核心，更把斗争挂在嘴上，成为中共的“圣训”。
虽然斗争是中共原色，然而，在过去十年，他特别把这个在胡时期处于休眠状态的斗争精神激活，原因在他改造中共的宏伟计划，这势必会激化原来处于平衡态下的各种矛盾，要达到一种新的平衡态，就须经历一个残酷的斗争过程。中共过去表面上风平浪静，但水面下是波涛汹涌，习所以能将各派系收拾得服服帖帖，可以解释为他的斗争精神、斗争意志比其同僚强，斗争手腕和权术比他们高明。
习也将中共的斗争精神发扬光大，运用于外。他放弃邓的韬光养晦方针，固因中国国力到他手上累积壮大，再想像头大象藏在树后很难，但他主动出击，以斗争 精神处理对外事务，重塑外部环境，有很大关系。斗争精神引起了美国和西方的警觉，让美中冲突提早到来。外部环境的恶劣，特别是美国对中国围堵的加强，又进一步强化了他的斗争精神和对全党的斗争要求。
习的斗争精神和他的危机感或官方说的忧患意识是相伴随的。过去十年，他不断向党员干部强调强忧患意识和底线思维，并用“黑天鹅”、“灰犀牛”来告诫全党。二十大报告也重复这些表述，要求全党“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外界注意到，此次报告对安全的重视超过上次，不单是政治安全、政治风险习要考虑，经济安全、金融安全、产业和供应链安全和风险等都不能掉以轻心，时刻提防。这些安全风险很大程度上又和美中的对抗绑在一起。有观点认为，二十大报告未一字提美，却处处针对美，表面上只谈成就和部署，少说问题和困难，可字里行间又无不显露出习的不安感和危机意识。
故而，正是内忧外患导致的安全感的严重缺乏，习要组建一个完全听命于自己，承袭其斗争精神和意志的战斗班子。有人把二十大的政治局称作战时内阁，不过用备战班子或团队来称呼也许更恰当。习接下来在未来五年或十年要干几件大事，其中之一可能要收回台湾，确实要求他的团队必须以一种战斗的姿态和精神去面对各种艰难困苦挑战，随时准备迎接大风大浪考验，在惊涛骇浪中锻炼干部队伍，因而尽管现在不是战争年代，但须有这种斗争的精神和本领，否则就不是一个称职的领导干部。
二十大报告在有关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部分，提到选拔干部的三个标准，即忠诚干净担当。忠诚无疑是只对习的，它是首要的政治标准；干净是要求领导干部廉洁，没有腐败；担当用报告的话说，是注重在重大斗争中磨砺干部，加强干部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养成，着力增强防风险、迎挑战、抗打压能力，带头担当作为，做到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关头豁得出来。唯有符合这三个标准，才能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的能力。
根据这个标准选出来的新一届政治局，来自重要省市主政者7人，占新当选政治局委员的一半以上，其中四人有军工背景。他们除了忠诚，说明习还看重政治局成员的地方经验，以及执行能力。一般来说，地方主政着要管方方面面，应对的局面比行业主管面对的情况要复杂得多，有时还会遇到突发事件，考验他们的危机处理能力。而有军工背景的官员，科技水平和能力比较高，同时也有很强的执行力和团队协作精神，做事讲究效率，少繁文缛节。就习要实现的目标来说，他的确需要权力团队有这些品质和能力。
不过，仅仅用他需要一个备战团队来解释二十大人事布局，是不够的。即使党内高层在这一点上达成一定程度共识，即要让新一届领导班子成为一个有斗争精神和战斗力的领导团队，依然不能解释何以现在的政治局是由习的清一色人马组成，因为如果预期未来五年将是惊涛骇浪，合理的逻辑反而是组建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领导机构，尽可能容纳和团结更多的派系去共同应对风险挑战，这样的团队会更有战斗力。假如习担忧自己的意志在这个团队中会打折，影响团队战斗力的发挥，退一步，只留汪洋或只让胡春华入常，少让他的一个亲信入常行不行？无论汪或胡，都没有实力去掣肘他，让他们两个中的一个在常委里作点缀，都不可能让他的团队成不了战斗团队，还多少能改善外界的一点观感。然而，习让改革派兼团派在最高层全部出局，甚至将胡的政治局委员也不保留。这种做法的合理解释是，此人至少在用人上气度小，排除异己。
习在用人上的气度小其实在十九大就显示出来，只是没有现在这样明目张胆，根子还是他对权力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不安感。这种不安感的养成，很可能来自青少年时期作为“黑五类子弟”的经历，包括他在梁家河的七年知青时光。父亲在中共元老中被过早打倒，让习尚未成年即体会到失去特权的滋味，成长环境的不友好养成了他时刻防范人的心态，在梁家河的七年是孤独和无助的，他之所以一次次被拒绝仍要一次次申请入党，就是要寻找权力保护，得到认可，摆脱受歧视处境，根本不像他后来发达说的那样。此种儿时的心理创伤在一个人成年后会带到他的工作和生活中，成为他观察和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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