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中国经济衰退、国际外交环境恶化的局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似乎并不急于寻找有效应对方案，相反却试图用毛时代政治洗脑和控制言论方式巩固权力、稳住阵脚。
近日，中国科学院公布了新版《中国科学院院士行为规范（试行）》，新《规范》增设“禁止行为”章节，五条禁令之一是禁止院士 “公开发表与自身专业领域无关的学术意见”；“禁止参加与本人职务职责和专业领域无关的咨询、评审、评价、评估、推荐等活动”；“禁止违背推荐、评审、鉴定和评奖等活动的公平和保密原则。”
此外，继3月底习近平主持召开学习贯彻他自己名字命名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来，现在又将此深入到国企和政府机构。
包括《彭博社》、《日经亚洲》在内的媒体，报道了中国国有银行、航空公司、政府机构和私营公司高管和员工描述学习习近平思想的冗长会议和讨论。
《日经亚洲》报道说，一位企业主管在两个小时的会议中花一个半小时谈学习习近平著作的感想。他说，他把习主席的著作放在办公桌上，以便在工作中遇到困难可以从中找到答案。
学习习近平思想：超现实场景
“我感到很超现实。我认识他十多年了，他一直是个正常人，”一位与会者回忆道。“我不知道他真的这样想，还是他不得不这样说。”
一些国有企业的高管被派往北京郊区的学习中心，闭环学习习近平思想，学习时间从几周到甚至三个月不等。
中共党员，甚至一些国有机构的非党员，都被赶去参加每天举行的习近平意识形态学习会，他们还要在会上进行自我批评——包括批评亲西方的经济思想——并分享他们的反思。
本周，中宣部和教育部联合推出为大学生编写的习近平思想教材。据中央电视台报道，全国教育的目的就是要确保习近平思想“进课堂、进课本、进大脑”。
《日经亚洲》引述一位国有航空公司的官员的话，说他认识到了“开展更多斗争”的必要性，“作为没有经历过革命时代斗争的年轻一代，我已经逐渐习惯思想上的安逸”，这位官员说。“通过学习习主席的著作，我体会到，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敢于面对这些斗争。”
这些似曾相识的场景让人感到习近平似乎把中国带回了毛时代的文革，那时人人要“早请示、晚汇报”，对毛的著作要“急用先学、立竿见影”，要把毛的话“落实在行动上、融化在血液中”。
毛时代：自动洗脑；邓时代：以胃洗脑；习时代：教育洗脑
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吴国光认为，习近平的洗脑虽跟毛时代洗脑一脉相承，但已不可能完全回到毛时代。
吴国光说，毛时代在中国大陆建立了“自动洗脑机制”，其特征为：以暴力为后盾、重塑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建立“毛脑软件”）、全方位改造精神世界、完全垄断信息源。
文革结束、毛理论破产，“六四”镇压，苏联倒台，以及邓小平为挽救中共执政拥抱资本主义全球化，等一系列国际国内巨变，“使得毛时代的洗脑机制不再简单有效” 。
中共遂以发展经济和社会维稳为两大主轴实行了“精致宣传”大战略。吴国光将这一时期的中共洗脑概括为，“以胃洗脑”，即掌握人的肠胃（忙于赚钱满足物质生活）进而掌握人的脑袋。他称此为洗脑的一种进化，或“邓氏软件”。
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邓聿文说：“习要搞极权，可又担忧领导干部心里不服，因而每隔一段时间，找个名目在全党举行集中教育活动，以对全体党员尤其领导干部统一进行思想洗脑。”
“其实说到底就是要你听话，要你顺从，就是要你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习近平的不准妄议，都是一样的，”《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
邓聿文说，这种学习教育运动暴露了习的不安全感。“对习不满的官僚，依然会对他不满；对习怀有二心的，依然会对他有二心。从这个意义说，极权统治者哪怕建立了稳固的极权体制，还是时刻对权力有一种不安，随时会采取强化权力的举措。”
习近平统治进入2+2=5时代
习近平在频繁开展政治学习教育的同时，将中共宣传大战略调整为“认知战”。“因为中国和世界关联加深，海量信息的存在成为难以改变的现实。于是中共利用人们认知能力在处理海量信息上的无力，把力量用在了强力塑造信息源本身，”吴国光说。其目的是 “着力扰乱、混淆、瘫痪和摧毁人们的基本认知能力。”
前中国经济体改所研究员、《历史嬗变关头中国向何处去？》主编张艾枚说，习近平统治已经进入了2+2=5的时代。2+2=5出自奥威尔的《1984年》。代表党的老大哥对审讯者说，2+2可以等于4，也可以等于5，有时甚至也会等于3。
“也就是说，2+2等于几的自由和权利被党和老大哥剥夺了，老大哥和党说是几你就必须承认是几，”张艾枚说。
吴国光认为，重塑新冠疫情叙事就是习近平认知战的典型案例。“2022年12月的中国还处于‘疫情海啸’的大规模人道灾难之中，到2023年2月，中共已经把两个月前十几亿人形成的集体记忆完全改写！”
吴国光认为，习时代洗脑与毛时代洗脑相比，四大特征“依然持续”，而暴力因素尤为突出，而且“正在日益扩大其应用范围”。
张艾枚说，习近平上台后把更多公共知识分子打入了大牢，“高瑜被判了7年，任志强18年，孙大午18年，还有伊利哈木，他在胡温时期被抓但没判刑，到了习近平时代不仅判了而且是无期徒刑，没收所有财产，其迫害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海外两场洗脑研讨会
最近，海外中国民运人权团体针对中共洗脑问题举行了两场讨论会。5月底，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研讨会后，文革史专家宋永毅和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主编出版了由22篇文章组成的《洗脑：毛泽东和后毛时代的中国与世界》一书。
本月初，纽约思想家俱乐部与《北京之春》杂志、国际战略家联盟、胡耀邦赵紫阳纪念基金会、《当代中国评论》杂志合作，又在纽约就中共洗脑问题举行了讨论会。
宋永毅说：“习近平复辟文革2.0后得到一些年轻人和中年人的拥护，这些年轻人不知道六四和文革，更不知道50年代的思想改造，所以才会造成这个极权主义的一统天下。”
夏明说：“习近平中国对二战后西方世界建立的自由民主秩序进行全方位挑战。这个威胁非常大。当下研究讨论洗脑、解构洗脑，中共洗脑的策略、方式，同时提出各种防止洗脑的各种应对策略，就变得非常重要。”
根据《大英百科全书》，“洗脑，也称为强制说服，系统地努力说服非信徒接受某种忠诚、命令或教义。它是一个通俗术语，更普遍地适用于旨在操纵人类思想或行动，违背个人欲望、意志或知识的任何手段。通过控制物质和社会环境，试图摧毁对任何不喜欢群体或个人的忠诚，向个体证明其态度和思维模式是不正确的，必须改变，并培养对执政党的忠诚和毫无疑问的服从。”
中国独立作家赵志彬因2014年在台湾出版了《洗脑的历史》，被中共当局以“非法经营”罪逮捕并判处一年十个月有期徒刑。
一般认为，“洗脑”最早被引入英文世界始于美国情报人员出身的记者兼作家爱德华·亨特（Edward Hunter）1951出版了《红色中国的洗脑：对人的思想有计划的破坏》。
洗脑研究不宜扩大化 最终解构得靠共产党
独立学者虞平认为，对中共洗脑的研究不应扩大化。他说，洗脑、宣传、认知构建是三个不同的东西。他倾向于用认知构建来解释中共对人的思想控制和操控。
“它并不完全通过强制、暴力手段来实现，”虞平说。“它是通过把自己的价值观隐藏在对事实的描述中来实现的。”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说，中共洗脑是有组织犯罪行为，很难靠外力打破它，“只有两个情况能改变共产党的有组织犯罪。第一，当他们发生权力斗争的时候（洗脑自然就失效了），因为权力斗争时高层就有裂痕了、不一致了，而所有洗脑教育都和严密组织纪律教育相联系，都建立在高层是正确神圣的基础上。第二，他们的宣传出现了灾难性破产。”
“我现在接触的中国年轻人基本上都能翻墙，他翻墙也不看咱们的东西，”王军涛说。但是 “当共产党把罪行犯到他头上的时候，他就觉醒了。”
“共产党是最大的启蒙者，” 王军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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