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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草根世代之七:日日春关怀互助会


简嘉莹(左)王芳萍(右)争取性工作者权益
简嘉莹(左)王芳萍(右)争取性工作者权益

台湾的公民社会随着政治民主化不断成长,并且相辅相成。日日春协会关注的是社会最底层的心声,希望能为性工作者洗刷污名,获得合法工作权益。下面请听《台湾草根世代》第七集。

日日春,是台湾路边一种随处可见,白色与粉红色的小花。“财团法人台北市日日春关怀互助协会”主任简嘉莹说,协会所关心的性工作者,就像这小花,长在阴暗潮湿的水沟旁,虽然受人践踏,但依旧生命力旺盛,并且绽放出美丽花朵。

*政治人物斗争下的牺牲品*

台湾从民国40几年起就有合法公娼制度,并且有配套管理办法,到1997年时在台北市约有128人领有执照。但当年民进党的陈水扁当选台北市长,面对国民党掌控市议会的蓝绿斗争,以及宗教团体压力,宣布24小时之内废除公娼。

简嘉莹认为这样的仓促做法是来自台湾的政治生态:“阿扁要展现魄力,那政治人物在台湾要展现魄力,通常是拿扫黄来作秀。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扫黄没有被害人,第二是,大家心里都有一个性道德的尺,所以大家不会反对他扫黄这件事。”

陈水扁的政策导致128个家庭顿失依靠,也引发抗争活动。简嘉莹说明:“当时这128个公娼里面有一个叫官秀琴,她是大同区自救会的会长。那时候她站出来说,我们这些工作都是辛苦人,那你这样打压我们,你们这些妇女团体,你们这些很高尚,每天就是在吹冷气,坐在这里面,你都不知道我在外面抛头露面的辛苦工作,我们就只是要这口饭吃而已呀。”

日日春现任秘书长王芳萍是位女权运动家,长年争取女工权益,推动禁止公司解雇怀孕女性员工等政策。她在一个会议上遇到官秀琴,十分认同性工作者也是需要受保障的劳动者,促成了日日春协会。

*不为人知的辛酸与悲剧*

在经历抗争之后,台湾政坛与社会才渐渐关注、讨论性工作者的议题。简嘉莹提到社会的不了解,是很大的障碍:“一般这个污名这么大的行业,就是最后选择才来这。你一般都会去先去找别的工作,洗碗呀干嘛的,做一些苦工,这个污名太大,她要跨越进来这个大污名的工作里面,其实是要有决心的。”

另一个阻力就是政治人物。在经过抗争之后,原本情况有所好转,但2006年台湾经济低迷,失业率大增。苏嘉莹解释,政治人物为了转移民众焦点,又拿公娼开刀:“苏贞昌当行政院长,他喊出拼治安。拼治安先拼什么?先拼扫黄,因为黄最好抓。所以我们会看到警察拿枪去踹门的画面,希望让民众看到政治人物很有魄力。”

官秀琴在那波拼治安的风潮当中,由于无法养家活口,于同年8月在基隆八斗子跳海自杀。当年官秀琴工作的地点叫做文萌楼,如今已经被台北市政府订为古迹,日日春协会的会址就设立在对面,里面除了保留当年陈设,并有展示珍贵文献的视听图书室。

日日春协会秘书长王芳萍对美国之音说,她们希望促成公娼除罪化,并建立配套措施。她认为政府管制越多,反而造成性工作地下化,越会有黑道等势力介入,更难以防范疾病,性工作者也更容易被剥削。

*民主化较易保障弱势*

日日春协会曾多次举办公民会议,而除了如郑丽文(国民党立委)、王如玄(现劳委会主委)等政治人物的支持,王芳萍本人也多次参选。她也与中国大陆的许多性工作权益团体,或是著名的“流氓燕”有交流。她提到两岸间维权的不同:“这当然差别很大,我觉得是政治环境,因为毕竟台湾20年来还有一点点民主的基础跟空间,让我们可以谈这敏感性的话题。”

王芳萍认为台湾的民主化,让少数人的声音能够被听到,而日日春协会的努力,已经有一些成果。2009年大法官释宪,宣布社会秩序维护法80条的罚娼条款违宪,必须修法为娼嫖皆罚或皆不罚。2010年10月台湾内政部长江宜桦表示,考虑以核发执照管理的方式恢复公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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