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易富贤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近日中共20届三中全会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简称《决定》），提出要“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 以应对老龄化、少子化。
冬天播种
《决定》其中一些观点是笔者在2007年版、2013年版《大国空巢》以及发表在《中国经济报告》、《财经》等刊物上的文章中所建议的。但是显然，中国已经错过了鼓励生育的最佳时机。
1980年相当于人口政策的春天，如果中国政府有前远见的话，应该出台一些政策，避免生育率像台湾、韩国那样快速下降；但是中国却实行了独生子女政策。1991年中国的生育率就已经低于更替水平，当时停止计划生育的话，相当于播种“夏粮”；但是中国政府反而推广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
2000年、2010年的生育率都只有1.2，如果当时停止计划生育，并出台“宜生”的政策，相当于赶种“秋粮”；但是中国政府却像挤牙膏一样，在2014年、2016年、2021年相继实行单独二孩、全面二孩、三孩政策，结果全部破产。
这次三中全会的人口政策，如果在夏天、秋天播种，可能还会有一些收成。但是现在已经进入人口寒冬，即便依照官方夸张的数据，生育率也只有1.0，不到维持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增不减的2.1的世代更替水平的一半，其中上海、黑龙江等省只有0.6。
三大难题
中国在鼓励生育上面临三大难题：
第一，心理上，不愿生。年轻人一代人婚育意愿下降，20-29岁结婚数从2013 年1851万人锐减到2022年的717万人。2023年中国的结婚率为5.4‰，低于台湾的6.5‰；离婚率比台湾高,离结比为46%，高于台湾的33%。韩国2020年的调查显示，妇女打算生1.68个的孩子，但是2023年实际生育率只有0.72。而2021年中国官方的调查显示，中国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只有1.64个，作为生育主体的“90后”、“00后”仅为1.54个和1.48个，意味着今后中国的生育率将很难稳定在0.7。
第二，物质上，养不起。中国实行几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使得各项社会、经济政策和城市规划都是围绕主流家庭只有一个孩子进行的，难以逆转。比如高人口密度的城市规划不可能摧毁重建。
第三，生理上，生不了。不孕率从1980年的1-3%提高到2020年的18%。男女的生殖能力都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下降。中国的男、女初婚年龄从1990年的24岁、22岁推迟到2010年的26岁、24岁，再推迟到2020年的29岁、28岁，现在应该超过32岁、30岁。初育年龄也相应推迟，比如上海妇女的初育年龄从2020年的30.7岁推迟到2023年31.7岁（超过日本）。越来越多的人在结婚时或生了第一个孩子后就已丧失了生殖能力。婚育年龄的推迟是难以逆转的，光是这一点，就意味着中国的生育率很难稳定在1.0。中国还有很高的堕胎率，2020年是台湾、韩国、日本的3倍。
日本人口政策的迷你版
《决定》提出要“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有效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完善生育休假制度，建立生育补贴制度，提高基本生育和儿童医疗公共服务水平，加大个人所得税抵扣力度。加强普惠育幼服务体系建设，支持用人单位办托、社区嵌入式托育、家庭托育点等多种模式发展。”
这些政策其实是迷你版的日本政策。在鼓励生育上，中国政府准备做的事，日本政府已经做了。事实表明，日本的政策既昂贵又低效。日本社会已经够“生育友好”了，但也只是将生育率从2005年的1.26提高到2015年的1.45，2023年又回落到1.20，今年可能只有1.1。
新加坡、韩国、台湾也实行了《决定》所提及的这些政策，但是难阻生育率下降，更无力提升生育率。比如，过去近20年来，韩国政府在鼓励生育上，投入了大量资金——确切地说，达到了379.8万亿韩元（2860亿美元），比如仁川市发布了“1亿 + i dream”计划，生一个孩子，就能获得1亿韩元（54.6万人民币）的补贴。但是韩国生育率从1994年的1.66降至2014年的 1.21、2023年的0.72，今年将跌破0.7。
其实日本等国的政策只是在“养不起”上做点小文章，根本无力解决“不愿生”、“生不了”这两个“用钱也解决不了”的大难题。而中国“未富先老”，各级政府面临债务危机，没有财力完全复制日本的政策。中国在“养不起”上还面临着另外三大难题：房价太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太低、青年失业率太高。
中国的房地产总值是经济总量的4倍，日本是2倍。而中国为了怕房市泡沫破裂，又不敢让房产降价，这么高的房价怎么生孩子？中国城市人口密度也远比日本高，民生压力更大。
日本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56%，而中国只占44%。中国如此低的居民可支配收入，靠政府这些生育补贴根本就是杯水车薪，百姓连养一个孩子都困难，更养不起两三个孩子了。这次《决定》中也提出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但分配制度的改革难度极大，何时成功尚难预料。
中国青年失业率之高吓得政府不敢公布，调整标准后公布的青年失业率，仍然是日本的三四倍。青年失业率高意味着年轻人连工作都找不到，自己都养活不了，更不敢结婚、生子了。
中国半个世纪的反生育宣传已经深入人心，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废止计划生育，只生一个孩子或不生已经成为社会常态，中国在“不愿生”所遇到的难题比日本大得多。在“生不了”上，中国和日本一样束手无策。
三中全会的这些政策，还是大框架，具体政策还有待观察。低生育率、老龄化是全球性危机，各国都需要探索解决之道。如果中国在不违背人权的前提下，在鼓励生育上获得一些成功（在普惠幼托上最可能获得一些成功），国际社会应该乐观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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