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结束的瑞士-乌克兰和平峰会上，缺席的中国成为那只“不在房间里的大象”。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成员和鼓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而且在过去三年的俄乌战争中一直扮演“调停促和”角色的中国来说，这种引人注目的缺席其象征意义不亚于瑞士和平峰会的举行。
今年是中国恢复高考后的第47年，本月上旬有1342万人参加了高考，比去年增加了51万人，据说是中国史上最“卷”高考。是不是史上最“卷”的一次，其实还难说，因为中国77年恢复高考后，当年有570万人报名参加，而录取人数只有27.8万人，录取比例不到5%，就竞争的激烈程度而言，比今年更甚。78年高考的竞争程度也要超过今年。
美国前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已经提议，要大幅调整现行的自由贸易政策。无论谁当选美国总统，预计都将大幅提高货物出口与进口之比，那么美国给全球提供的顺差将缩水，最大的受害者将是最大顺差国中国，中国将面临严峻的失业危机、甚至社会动荡。
本来不想再谈社会溃败的话题了，可是，新材料不断出现，也很能启发思考，于是似乎必须再写三写。“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当北京宣称台湾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人们是否思考过，台湾也会是美国的核心利益。
今年是八九六四35周年。对现代中国来说，这个日子既是光荣的，也是黑暗的。“光荣”指的是，自中共全国建政后，乃至中国近代开埠以来，还没有一场群众的反抗运动像六四一样，涉及范围如此之广，参与者如此之众，特别在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天安门广场，抗议当局的学生如此之多，反抗行动如此之坚定；“黑暗”指的是，与此同时，也从来没有看到，号称“人民”政权的中共，在这一天撕下了其伪装，命令它的军队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开创，酿成了屠杀事件，赤裸裸显露出法西斯的本质，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最近有人问，“为什么你们一定要记住六四？”三十五年过去了。已经成了历史了。忘了吧。向前看了吧。一个简单的问题，却有着许多答案。没有任何一个答案是充分的。所有的答案都加在一起也不够。问题还留在半空中，寻求答案。
在当代中国，发生过两次天安门事件。恢复天安门事件的历史真相，第一次已经引起中国历史的大变革。八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是1976年天安门事件恢复历史真相的直接结果，现在的中国，将面临第二次大变革，这是超过第一次的前所未有的大变革，这将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恢复历史真相的直接结果。 历史发展有一种不可抗拒性，用人为办法抵挡一种大趋势，这种趋势将更强烈。
上篇专栏谈“中国大面积社会溃败”，有读者不以为然。批评的观点大体可以归纳为三类：一种是拿美国做对比，认为美国的社会溃败比中国更严重；再一种，不同意拙文强调社会溃败的政治制度原因，认为经济原因更重要；还有一种，则是对所谓“大面积”表示质疑，觉得拙文所举例子不过是个别现象，有人甚至认为中国目前的社会文明程度比西方高。
众所瞩目的赖清德在520总统就职仪式上的演说变成了一场两岸危机，由于赖在演讲中宣示了被称为“新两国论”的主张以及对中国的强硬立场，被北京批为“台独自白书”，释放了谋“独”挑衅、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危险信号，并发动了自2022年以来的第三次围台军演。
台湾总统赖清德5月20日正式就任台湾第五任民选总统。520就职演说牵动多方敏感神经，对于未来四年两岸关系的判断都要从演说中寻求蛛丝马迹。
普京访华已结束，但从若干年后的国际局势来看，这次访华很重要，它可能预示两极对抗格局的形成，标志就是普京访华期间和习近平签署的长达万余字的“中俄在两国建交75周年之际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这个声明洋洋洒洒，内容包罗万象，如此冗长的联合声明在外交史上罕见，正式昭告两国反美“同盟”的结成。
普京在连任后的第一次出国访问，尽管在北京只停留了一天，却无比充实，收获巨大。中俄两国随后发表了联合声明，分外冗长的文本前所未有地点明了反美和反北约的立场。相比去年的莫斯科联合声明，这是最为显著的变化，标志着一个反美轴心同盟的正式确立，也是俄外交的巨大胜利。
对近年来极少出访，强调所谓主场外交的中国领导人来说，欧洲三国行更像是肩负重任却迫不得已的以身蹈险。结果，访问前，欧洲媒体和政界充满怀疑；结束后，更是倒彩一片，中国的首脑外交变成了一场外交灾难。
普京当选新一届总统的内外政策，尤其和中国的关系如何处理，是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关注的。一般来说，一国领导人外访首选哪个国家，表示他的对外政策重点会放在该国。普京把他的外交首秀选在中国，而且是在就职仪式结束后的首周即来北京访问，体现了俄中关系的特殊性以及莫斯科对北京的重视和信任。
最近美国、欧盟都在指责中国的产能过剩，2022年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的31%，制造业出口占全球的20%。那么中国的制造业是否能“永葆青春”？产能过剩能持续多久？
中国正在出现“大面积社会溃败“，最近的“胖猫”事件以及邯郸初中生杀人事件，“互害社会”在中国浮现。情节有轻有重，但几乎无日无之。社会溃败就其表现而言固然不直接和政治上的权力争夺相关，然而，其深层根源却一定和政治制度相关。
中国国安部长陈一新前不久相继在中共党媒求是杂志和学习时报发文，谈当局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及其指导下的中国国家安全建设，首次提出要在中国深入开展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的所谓“五反斗争”。不妨将此文作为一个文本分析，看北京当局究竟在害怕什么。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之行结束了。对于他访问的结果众说不一，有的媒体强调他的中国之行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且重大分歧依旧，因此美中关系仍然一如既往深入恶化。相对积极一些的评论将他的中国之行定义为美中“保持接触但难掩分歧”。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无预兆地访问中国，并受总理李强的接见，后者还设宴款待马，在西方的企业家中，这番礼遇是很罕见的。对马来说，此次突访中国，从公开报道来看，有几大目的；对北京而言，西方大企业从来就是中国的统战对象，国家领导人会见谁不会见谁，都有着政治含义，因此，马斯克这次访华，双方可谓各取所需，各有所得。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中国的年度访问终于结束。人们只要认真观察他从上海到北京三天的全程交流，就不难感受各种诡异气氛，也能透过最后中国官方的所谓“五点共识”发现中国面临的外交困境。那就是红线的碰撞，美中之间围绕中俄经济关系和其他红线展开了面对面的交锋，仿佛一场大战将临前的紧张。
今年是1989年天安门运动三十五周年。四月中旬以来，进入政治舆论的热季，许多持续多年的争论再次浮上水面，其中争论之一就是如何评价胡耀邦和赵紫阳。
上周五（4月19日），中国宣布成立一支新的兵种，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话说，信息支援部队是解放军“统筹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的关键支撑”，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为了强军事业、加快国防现代化的重大决策。该新兵种和部队的成立，从一个侧面说明尽管中国经济不好，但国防预算仍连续多年保持在7%以上增速的原因了，因为现代战争打的就是钱，新兵种要尽快形成战力，必然要投入大量的国防预算。
最近美国财长珍妮特·耶伦访华时反复提及，中国的“产能过剩”正影响美国工人和企业。中国“产能过剩”的根源，耶伦认为是中国政府的产业补贴。中国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认为是“低人权优势”，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姚洋认为是中国“过高的储蓄率”。
今年4月15日是胡耀邦去世35周年纪念日。在中共百多年的历史上，尤其在领导干部中，胡耀邦是少有的清流和异类，经历过那么多磨难，在他那个位置上还能保持一种天真、单纯、执著的理想追求，罕见。胡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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