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应对中俄等国利用互联网深化极权主义、推行“网络分割”的趋势，美国星期四（4月28日）与60个合作伙伴签署《未来互联网宣言》，台湾也是宣言的签署方之一。
30多岁，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科技创业家柯林·霍奇一年前在台湾创立了“雪球”项目，对台湾奶茶商家是否“亲中”进行盘点评估，让消费者“用钱包投票”。霍奇说，中国不再是一个人人都可自由赚钱的地方，可能伤害你的道德价值观，甚至商业利益。
美国电动汽车巨头特斯拉今年第一季度财报表现亮眼，但由于中国新冠清零政策给物流环境造成的不确定性，特斯拉上海工厂如何在停产后卷土重来还是个未知数。
随着俄罗斯官媒屡遭“封号”，中国国营媒体正在充当俄罗斯假信息的扩音器。因此有分析人士呼吁，西方社媒平台禁止中国官媒外宣的时机已经到来。
因新冠疫情陷入大规模封控的上海，吃饭问题成了许多人的头等大事。以科技发达、生活便利著称的中国金融之都遭遇饥饿困境，分析认为，政府官僚政策和不作为正在持续给上海物流添堵。
曾担任中兴通讯美国公司总法律顾问的阿什利·亚布隆（Ashley Yablon）出版新书，回顾他10年前向联邦调查局（FBI）揭发中兴违反美国对伊朗禁运的内情。亚布隆对美国之音说，举报中兴让他付出沉重代价。他还预计，中兴公司今后可能还会在利益驱使下违反国际禁运制裁。
华为2021年年报利润数字亮眼，中兴“赢”得美国法院裁决，结束了5年的制裁缓刑期后，股价飙红。华为与中兴这两家近两年受美国制裁最严重的中国通讯技术巨头似乎出现峰回路转之势。但外界分析认为，美国政府对这两家公司的制裁紧箍咒仍未完全解除，而它们在支持俄罗斯问题上的姿态甚至可能触发西方国家更严厉的回应。
研究人员说，俄罗斯对乌克兰开战后，针对乌克兰和北约国家的中国网络入侵数量开始增多。在白宫警告俄罗斯网军可能入侵美国关键基础设施之际，中俄之间是否会分享网络入侵的情报引发外界关注。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星期一释放信号，支持提高对美国投资者投资中国技术领域的限制。与此同时，随着外界对俄罗斯在乌俄战争中寻求中国经济和技术援助的担忧不断增多，美国政界呼吁加大对中芯国际等中国科技公司的制裁。
自俄罗斯2月24日入侵乌克兰以来，任何与俄罗斯相关的领域都成了西方跨国企业的公关禁区。与西方公司潮水般退出在俄业务相比，大多数中国企业都保持着与俄罗斯的联系，有的甚至加码对莫斯科的支持。
在俄军炮火和网络袭击的重重威胁下，乌克兰面临随时可能“断网”的危险。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Elon Musk）多次向乌克兰送出卫星互联网服务星链(Starlink)设备，包括美军将领、专家和乌克兰使用者都表示，不受地面基站约束的星链或许可以在最危难的时刻解决乌克兰民众的上网需求。
随着对中国威胁的认知提高，美国科技公司与美国国防和情报部门的关系正在得以改善，两者间的信任正在增强。
美国安全问题专家星期四（2月17日）在国会听证会上呼吁对更多中国大学进行制裁，以限制它们帮助中国发展网络进攻的能力。与此同时，美国网络安全公司研究发现，中国针对全球网络安全漏洞发动袭击的次数在去年大幅增加。
中国《网络安全审查办法》2月15日正式开始实行。这部办法要求用户过百万的中国科技公司赴国外上市前必须向政府申报网络安全审查。分析认为，中国对科技公司最近出台的一系列监管措施将让中国企业海外融资更加困难。
美国国会众议院本月通过的《2022年美国竞争法》包括了为外国理工科博士学历人士绿卡申请设立的优惠条款。分析人士认为，如果该条款生效，将为中国顶尖科技人才留在美国工作创造极大的便利，同时为美国在科技人才争夺战中提高竞争力。美国之音记者许宁介绍相关情况。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的《2022年美国竞争法》纳入了面向理工科博士学历人士的绿卡发放国别配额豁免的条款。分析认为，该条款如果生效，中国顶尖科技人才留美将更加便利，同时为美国在美中科技人才争夺战中提高竞争力。
2022年中国春节假期才刚开始，一些海外研究人员发现，北京大学一份承认中国科技实力“技不如人”的战略分析报告突然从大学官方网站消失。分析指出，北大报告显示了中国学界和科技产业对中国“卡脖子”行业的持续担忧，但这样的反思还没有得到中国领导层的肯定。
就在恒大集团财务危机让许多中国民众对房地产前景感到悲观的同时，一些“炒房客”似乎将投资意向转移到了虚拟世界——元宇宙。2021年下半年，元宇宙概念在中国引发投资热潮，“元宇宙房地产”这个在大多数人看来荒诞的概念说服了许多中国人在国内外的虚拟平台砸下真金白银。
中国政府将于3月开始施行针对计算机大数据算法的管理规定。这份指向性明显的法规旨在解决现实社会网络服务用户和从业者的权益问题，一些干涉性条款也反映了中国当局约束科技业自由发展、巩固国家管控科技力量的決心。请美国之音记者许宁介绍海外学者和业界人士如何解读中国的网络算法新规定。
中国政府将于3月开始施行针对计算机大数据算法的管理规定。这份指向性明显的法规旨在解决现实社会网络用户和从业者的权益问题，但其中措辞模糊的干涉性条款也反映了中国当局约束科技业自由发展、巩固国家管控科技力量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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