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对中国威胁的认知提高，美国科技公司与美国国防和情报部门的关系正在得以改善，两者间的信任正在增强。
长期研究美国情报事务的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艾米·齐加特（Amy B. Zegart）2月22日在一场新书讨论会上说，斯诺登2013年泄密事件让美国情报部门的公众信任度陷入危机后，美国私营科技公司的国家安全意识过去几年增强了许多，中国威胁是重要因素。
齐加特说：“日子现在好多了。在过去的几年里，情况变得更好，我认为中国的挑战是原因之一。现在，无论是知识产权被肆意窃取的商业公司，还是一个关注国家安全、希望确保我们在地缘政治竞争中掌握优势的爱国者，这两者之间的利益契合度变得更高了。”
美国前国务卿、目前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担任高级研究员和教授的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同意这样的的观察。她说：“我完全同意。我认为中国的因素很重要。这可能还会（在情报问题上）为我们与欧洲方面带来和解。因为，无论我们的公司和政府之间、还是欧洲和美国之间有什么样的分歧，这与中国在隐私等问题方面的看法相比显得非常微不足道。中国不考虑隐私。”
斯诺登事件重创美情报界声誉
原美国国家安全局合同工、前中情局技术助理爱德华·斯诺登 （Edward Snowden）2013年对媒体披露，美国情报机构通过收集并监控网络和电话用户的信息，监视可疑的外国人以及与国外有联系的美国人的隐私信息。斯诺登泄密后逃往国外，目前居住在俄罗斯。
斯诺登事件对美国情报界的国内声誉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害。
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去年5月发布的2020年美国情报部门民意调查显示，只有52%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情报机构在保护公民的隐私权和公民自由方面的工作是有效的。这显示了美国公众对情报界还有相当程度的不信任。
公众的不信任影响了美国政府获取私营科技公司的科技和数据的机会。许多美国科技公司宁愿与中国、俄罗斯等国家进行商业和技术合作、也不愿意与美国情报部门与军方合作。
谷歌公司拥有世界顶尖的人工智能技术，但在内部员工的反对意见压力下，在2018年决定停止与美国国防部的人工智能合作项目。这个名为Project Maven的项目旨在利用人工智能分析影响信息，可以用于无人机精准打击。
齐加特在今年出版的新书《间谍、谎言和算法：美国情报的过往和未来》（Spies, Lies, And Algorithms: The History and Future of American Intelligence）中描述到：斯诺登事件曝光一年后，硅谷一名科技公司的主管当着国会情报事务培训团的面直截了当地表示，美国政府和中国解放军在他眼里是一丘之貉。这一评价让美国国会工作人员感到震惊。
具有在美国国防部和情报部门工作经验的乔治·华盛顿大学讲师托马斯·帕克（Thomas Parker）说，美国私营部门对情报工作向来存在误解，这让美国政府感到担忧。
帕克对美国之音说：“我知道私营部门对与美国情报界合作持保留态度”。他说：“他们以为，情报界的工作讳莫如深，有时是邪恶的……所以，私营部门对与情报界工作有一些偏见的成分在。”
企业也需为国家安全负责
不过，硅谷与美国政府军情界的关系有所改善。
据《纽约时报》去年11月报道，谷歌公司计划参与五角大楼“联合作战云能力”项目。美国国防部在去年7月发布消息说，五角大楼就这一项目的招标联系了微软、亚马逊、IBM、甲骨文和谷歌公司。预计“联合作战云能力”项目合同将由多家科技公司共同获得，合同金额可能高达数百亿美元。
齐加特呼吁，科技公司有责任为国家安全效力。她说：“企业有全球市场，有全球股东，有全球员工，企业不是美国政府的分支，但它们也需要对国家安全因素负责。”
她说，在科技普及的网络和社交媒体时代，美国情报机构必须能够利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工具，分析无所不在的海量数据，美国科技企业的技术和数据可以帮助政府提高解析“公开资源情报”（OSINT）的能力。
根据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学者的定义，公开资源情报泛指不通过秘密来源、不是以秘密手段获取的公开信息。如今，社交媒体、视频分享网站、商业卫星图片都为情报工作者提供了公开可用的资源。
2014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时，美国情报部门最先判定俄军进入乌克兰的证据是俄罗斯军人上传到社交媒体的自拍照——照片中，军人身后的乌克兰公路标识泄露了他们的所在地。
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通过计算过去五年穿越中朝边境的卡车数量来分析朝鲜与中国的贸易关系。齐加特在她的书中写道，商业卫星图像的价值有时远胜间谍卫星，美国制造和运营间谍卫星的机构国家侦察局（National Reconnaissance Office）每年花费3亿美元购买商业图片。
乔治·华盛顿大学讲师帕克说： “在过去几十年里，整个科技世界发生了爆炸性的变革，因此它变得相对更重要，就高科技专业知识而言，美国政府（已经）变得相对不那么重要。因此，这使得美国政府更加依赖私营部门。”
军事与情报技术专家、布鲁金斯学会访问研究员汤姆·斯蒂芬尼克（Tom Stefanick）说，在将海量文字分析处理、自然语言处理、图片和视频的人脸识别用于情报获取和分析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大有可为。
据乔治城大学研究统计，中国政府有10万名体制内的“科技情报”工作人员，他们的工作大量依赖于公开情报。研究说，相较之下，美国政府专职研究公开技术资源的员工数量只有一百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