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4月27日，33岁的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郭于华与同学们在北京的街头走了差不多整整一天，直到自己脚上的旧伤复发。但是，她依然觉得很振奋，充满了希望。
“我爷爷解放前就是地下党，我父亲14岁参加革命，”张毅说，“其实在这之前，我也是一个爱党爱国的热血青年，因为经历了89， 活生生就被他们逼成了一个反对派。”
德瑞可出生在1998年，在美国读国际关系专业。“坦克人”的照片曾出现在课堂上。周围的美国同学，包括那些在他看来和89“八竿子打不着”的国际生都知道“坦克人”，唯有中国学生一脸茫然。
回望31年前那场运动，周锋锁最难忘的是广场上自由的滋味。“这个在中国是至为珍贵的，” 他说。“第一次，那么大规模的向全世界展现，中国人，不是某一个人，某一群人，而是大多数人是希望民主自由的，想拥抱梦想，这是唯一的一次，49年以后没有的。”
肉身翻墙，一个全世界恐怕只有少数国家的国民才能引发共鸣的词汇。把一家人连根拔起，移居陌生的异乡绝非易事，但在一些中国人看来，却也是不得不迈出的一步。
在世界新闻自由日(5月3日) 前夕，被失踪的中国公民记者陈秋实的朋友呼吁世人继续为他的自由呼吁，不要忘记这个名字。“陈秋实是拿命去换采访，”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网民说。
在支持者眼中，他是敢言、有争议，影响力非凡的学生领袖。在校方眼中，他是破坏学校名誉，行为恶劣的捣乱分子。在中国外交官和民族主义报纸《环球时报》眼中，他是“别有用心”的“反华分裂分子”。
1月27日，中国腾讯新闻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刊登了一位资深媒体人的长文《武汉肺炎50天，全体中国人都在承受媒体死亡的代价》。
世界各地100多位中国问题权威学者、政界领袖、活动人士联署了一封公开信，一致谴责中国共产党政府隐瞒疫情真相，压制国内异见声音，导致新冠病毒在全球肆虐。
“艾芬在哪儿？”当国际社会越来越多地询问新冠病毒疫情吹哨人之一、武汉医生艾芬的下落时，失踪两周的艾芬突然现身微博报平安。
经历了一天的封停又解封的风波后，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的官方推特账号星期二（4月14日）继续保持活跃姿态，与世界各地的中国外交机构一道传播、放大北京有关新冠病毒疫情的宣传。
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的官方推特账号因违反推特公司规定被暂时封停。目前尚不清楚这个账号具体违反了推特公司的哪项规定。几天前，该账号与几名推特用户展开多场“口水战”。
“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眼下的武汉很像钱钟书笔下的围城。这个星期，武汉宣布解除76天的封锁。 仅解封日（4月8日）当天， 就有大约6万5000人出城。返城的大军也在陆续抵达。很多当地人清楚，现在还远不是庆祝的时候。
清明时节，张军却还没去领父亲的骨灰。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想到76岁的父亲一个人在冰冷的殡仪馆里，孤魂冷寂，张军泪如雨下。他说，很多家属在悲伤的同时都很愤怒。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希望政府能给个说法。
新冠病毒疫情期间，中国当局对网络信息的封锁越来越严，因言获罪的人也越来越多。 用一位网民的话说，“ 几乎每天都有朋友被带走、失联、拘留、喝茶”。在众多受到打压的异见者中，中共红二代、地产大亨任志强的被失踪引发广泛关注。
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三个多月后，3月18日，武汉封城第56天，中国首次通报湖北新增确诊病例零例。此后三天里，这个数字一直维持在零。但是，看似的形势大好并未让身处疫情发源地的武汉民众感到心安。
针对美国政府在此之前对中国驻美官媒的限制，中国政府星期二(3月17日)宣布反制措施，要求美国之音等五家媒体申报人员和财产，并且驱逐三家媒体的美籍记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此表示遗憾。他说，美方刚刚看到中方的决定，希望中方重新考虑。这位美国首席外交官再次表示，被美方限制的机构并不是真正的自由媒体，而是宣传机构，与美国自由媒体性质不同。
在武汉出生长大的中国90后屠龙一度认为，只要他不发表任何政治敏感言论，不做任何出格的事，按照当局者的意愿做个顺民，像周围很多人一样，当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的人生就会一路向上。一场冠状病毒疫情彻底改变了这个想法。他不想再做“沉默的大多数”。
赵先生可以精确地说出他账户里仅存的金额：3325块8毛3分。“我真的觉得自己穷到谷底了，”他说。一场新冠病毒疫情像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外界预计，中国经济可能陷入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首次萎缩。普通百姓的日子尤为难过。
51岁的武汉居民杨元运一声不响地离家出走了。 他给妻子写下最后的留言：“我走了，不能陪你到老了，无处可逃。”几天后，人们在路边发现了他的尸体。武汉封城一个月之时，美国之音联络了这座孤城中的普通人。在轰轰烈烈的大时代里，他们渺小如尘埃，我们希望记录“尘埃们”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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