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汉出生长大的中国90后屠龙一度认为，只要他不发表任何政治敏感言论，不做任何出格的事，按照当局者的意愿做个顺民，像周围很多人一样，当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的人生就会一路向上。
一场冠状病毒疫情彻底改变了这个想法。屠龙说，他不想再做“沉默的大多数”。
“我知道这个政府有多么混蛋，” 他说，“我以前只是跟自己说不要去在意一些事情。”
屠龙是化名，尽管他同意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但他依然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
从激进少年到“温水煮青蛙”
现年26岁的屠龙是在“防火长城”背后成长起来的中国年轻一代中的异数。
他说，自己11岁就学会翻墙上网，看过89六四的纪录片；在维基百科上读当权者禁忌的历史；从外媒的报道中认识一个未经审查者过滤的中国。
“毛泽东就是杀人的屠夫，”15岁时他在家里对爸妈说。
“先富起来的无非是赵家人，我们只是燃料而已，”他和要好的同学说 。
父母告诫他不要去外面发表这种言论；朋友劝说他：“好好读书工作赚钱，以后有机会赶紧离开这里。”
还在上小学时，屠龙就希望离开中国。中学时，他拒绝入团，不愿“向他们的政治靠拢”。
但是屠龙家的经济条件一般，父母无力供他出国读书。16岁时，他意识到，要在中国生存下去，他必须作出妥协，保护自己，不去以卵击石。
“OK，我按你们给我的要求，不去做这些敏感的事情，”他说。“我跟着你们走，行吧。”
屠龙的梦想是当一名记者，他努力学习，考上了全中国顶尖的新闻专业， 但他很快发现这个梦想在中国无法实现。
“我的学校就是他们专门培养控制舆情的学校”，他回忆说。“我不止一次地听到我们老师沾沾自喜地告诉我们，他们是如何控制舆情的。”
毕业后，屠龙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找到一份收入不错的公关职位。虽然要交很多税，虽然买不起北京的房，可是温水煮青蛙，日子久了，他觉得一切似乎也并非那么不可忍受。他告诉自己，再努力一点就能成为中产阶级。
他依旧谨言慎行，远离政治，只是很偶尔地，会在朋友圈里隐秘地表达自己的不爽，比如他会写：有一只黄熊正在开倒车；又或者，他借用昔日毛泽东、邓小平的言论来反讽现实。
“我们会故意地正话反说，”他说，“我们年轻人管这种人叫‘阴阳师’。”
不愿再沉默
冠状病毒肺炎的爆发打破了这一切。屠龙说，要不是自己会翻墙，要不是一些海外的朋友告诉他真相，此刻说不定他已经进了焚尸炉。
封城的日子里，屠龙反思了很多：
“他们清理北京低端人口的时候，我跟自己说，我很努力，我不是低端人口，我不会被清理；他们在新疆搞劳改营的时候，我想我也不是少数民族，我也没有宗教信仰，我也不会被清理；我很同情香港人的遭遇，但我觉得我也不会去上街，不会抗议，所以也跟我没关系。这一次事情发生在我的家乡，我周边已经有很多人得了病，也有去世的，所以我没有办法再忍受下去了。”
公民记者李泽华对屠龙的触动很大。李泽华也是90后，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曾在中国国家电视台做主持人，后成为一名自媒体人。
2月6日，李泽华进入武汉报道疫情，探访了当地社区、殡仪馆、火车站等地。20天后他被国安追捕，至今下落不明。他是继陈秋实和方斌后，第三位“被失联”的公民记者。
屠龙说，和李泽华一样，他也不愿再沉默下去。
“这件事情被瞒报了整整一个多月，”他说。“事情发展到今天，不仅没有人出来给武汉人道歉，他们还告诉我们要去仇恨美国，我们应该去仇恨日本，我们应该去仇恨韩国，我们应该去仇恨台湾，我们应该去仇恨《华尔街日报》，没有人出来为这件事情买单。我们‘伟大的’市长周先旺前几天还被中央公开表扬了。
到现在还有那么多人没有治愈，我们已经把它当成喜事了。《大国战“疫”》都已经出版了。太荒唐了。”
“太荒唐了！”他又一字一顿地说。
一场“人性的大考”
除执政者外，很多中国民众的言论和做法也让屠龙失望。 有位同学的妈妈染上新冠肺炎，因为没有病床在网上发帖寻求救助，立刻就有“小粉红”蜂拥而至，要求删帖，还说他是“被境外势力控制”。屠龙本人也常被人说“被外媒洗了脑”。
“说实话，这件事情给我刺激最大的，真的不是疫情本身，而是人性的大考，”他感慨道。
屠龙曾经一直对他在海外的朋友们说，你们要把“中共”、“中国”和“中国人”分开来看，可是这段时间他告诉自己，“没有办法分开”。
“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我自己，并不无辜。因为我们纵容了他们作恶，当然还有更多人是跟他们一起做恶， ”他说。
他又说：“现在中国弥漫着一种不寻常的乐观气息，我看到报道说，全世界欠中国一个道歉，甚至说什么没有这次新冠肺炎，我都不知道中国这么牛。现在，武汉还在牺牲，还在受苦， 他们还跑出来说，哎呀，你看现在国外做得多么不好，就是我们中国做得特别好。非常可怕！”
准备“逃难”
屠龙已经辞去了北京的工作。疫情结束后，他希望离开中国。他说，自己不是游学，也不是移民，而是“逃难”。
之前曾有朋友对他说：想要在中国生活下去，有两点你要做到其一，两个都做到是最好的——第一，丢掉自己的理智；第二，丢掉自己的良心。
屠龙觉得，这两样，他都做不到。
他对美国之音说：“这次事件我熬过去了，我幸运；熬不过去也是一种解脱，但是只要我熬过去了这件事情，作为武汉事件的幸存者，我这辈子有义务为死去的人发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