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上空，阴云密布， 一名赤膊上身的年轻抗议者，伸开双臂，比出胜利的手势，迎向天空。 远处，两片乌云的背后露出一丝阳光。
这个瞬间被英国摄影师斯图尔特·弗兰克林（Stuart Franklin）定格下来，成为1989年中国那场历时近两个月的天安门抗争中令人动容的一幕。
和当时许许多多的无名抗议者一样，鲜少有人记得这个年轻人的名字。有人说， 他和清华大学物理系四年级学生周锋锁有几分相似。
31年后，在美国投身人权事业的周锋锁听到这个“江湖传闻”时乐了。
“那个不是我，不过这倒符合我那时候的心态，张开双手拥抱自由。自由就像天空那么近，感觉触手可及了，”他对美国之音说。
回望31年前那场运动，周锋锁最难忘的是广场上自由的滋味。
“这个在中国是至为珍贵的，” 他说。“第一次，那么大规模的向全世界展现，中国人，不是某一个人，某一群人，而是大多数人是希望民主自由的，想拥抱梦想，这是唯一的一次，49年以后没有的。”
激情澎湃在1989年5月17日达到顶峰。那一天，北京各界百万人游行支持绝食学生，其中包括中共党内人士，甚至还有穿制服的警察。
周锋锁觉得自己在参与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那时候他想，中国一定会变，不可能不变，百万人都上街了，怎么能不变呢？
“当然，后来我们知道了这个故事的另一面，就是在那一天邓小平决定屠杀的。他做这个决定很久了，但是戒严、调军队进来，要求政治局通过他自己这个想法，这是5月17号确定的，”周锋锁说。
因“六四”事件被罢黜的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在回忆录《改革历程》中记录了这个日子：
“5月17日是关键的一天，这一天邓小平把权力最大的政治局五名常委召到他位于北京景山北面一条胡同的家中，讨论学生示威问题。…… 他让政治局做出秘密决定，保证他在所有重大问题上有最终决策权。”
被一些人称作“六四屠夫”的中国前总理李鹏也在2010年出版的《李鹏日记》中记录了那次会议。他说，那是“改变中国命运的一次会议”。
对于即将到来的危险，广场上的周锋锁和同伴们一无所知。他忙于 “学运之声广播站”的工作，每天从中国各地用麻袋送来的信件、电报让他觉得振奋，充满希望。
一天，送信的邮递员问他，“嗳，你想不想给家里人写个什么东西？我可以给你捎回去。”
“我说，‘好啊’，”周锋锁回忆说。“我就写了一个，我在天安门广场，百万人跟我在一起，我们对于暴政没有任何的恐惧！”
如今想来，他觉得当年的自己天真得可笑。他不知道距离广场1000多公里外的西安家人怀着怎样的恐惧读了这封信。他只知道，后来回到学校时，有同学说，你家里给你发了很多电报。打开一看，全是“母病危，速归”。
那一年，自由曾在天安门上空飘荡，又转瞬即逝。6月3日晚间和4日凌晨，北京的枪声震惊了世人。周锋锁成为当局通缉的21名学生领袖中的一员，在秦城监狱坐牢一年。
很多人曾认为，一个屠杀人民的政权不会存活太久了，特别是被打压的人群要比下令开枪的统治者要年轻得多。然而，在那之后中共以其惊人的韧性挺了过来。
31年后，周锋锁说，今天的中国和1989年有很多相似之处：共产党的本质没有改变，一党专制还在继续，人民没有声音；所不同的是，今天的中国成了“西方与它媾和产生的全球经济的怪胎”，当权者掌握了用高科技约束和控制人性，他们表现出一种狂妄自负、闭关锁国的倾向，并试图把这种压迫模式引向世界。
冠状病毒疫情“吹哨人”李文亮医生去世后的几个小时内，网民排山倒海的悲愤让周锋锁恍惚又看到一丝光亮。
“很快的，从李文亮这个事情提升到人生存的权利，就是言论自由，提到89，”他说。“那个瞬间就像黑暗的中间被裂了一个口子一样。”
但只是那短短的一瞬，一切迅速归于沉寂。 “鱼的记忆只有七秒，”周锋锁觉得悲哀。
31年后，他依然忘不了1989年5月31日第一次在广场上看到民主女神像的那个下午。刚刚下过雨，天被洗刷得很蓝很蓝。学生们连夜架起的民主女神像在湛蓝天空的映衬下显得那么洁白。她骄傲地耸立着，正对着天安门上的毛泽东像。
周锋锁说，今天的中国，自由理想与专制的对峙还在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