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的一天，中国留学生德瑞可（Derrick Yu）在美国阿肯色州的一个小城打了一辆优步（Uber）。 那时，重洋之外的香港，“反送中”抗议正如火如荼。北京的耐心正在耗尽。
“你认为中国政府会派坦克去香港轧那些示威者吗？”优步司机---一个满头银发的老奶奶问德瑞可。
“目前来看应该不会，因为北京忌惮美国取消香港的独立关税地位，”他回答。
然后，那个老奶奶一字一顿地说：“我永远不会忘记天安门。”
“当时我就很震惊，美国一个非常小的城镇里，一个普普通通的人都会清晰地记住天安门‘六四’，” 德瑞可对美国之音说。
德瑞可出生在1998年。他清晰地记得，自己22岁的人生中与“六四”迎面相撞的四个瞬间：
第一次是在高一的语文课堂上，那堂课的内容是“五四运动”。下课铃响前，一向板着面孔的老师突然说：“无论学生做了什么，政府不应该拿坦克去轧学生。”德瑞可说，自己是个不爱专心听讲的孩子，但那句话让他一直记到今天。
第二次是2014年在香港。寒假时他去香港旅游，正好赶上占中运动的尾声。清场前一刻，他在中环打了一辆计程车，回旺角酒店的路上，和司机大叔聊了一路：从“大逃港”到1989年港人募捐支持北京抗议学生，从“六四”后秘密营救被通缉人士的“黄雀行动”到每年香港维多利亚公园的烛光纪念……
“原来‘六四’这件事情在香港人心里是一个非常沉重的坎儿，” 德瑞可说。
第三次是2016年去蒙古国的时候。 在餐厅遇到的一位长者告诉他，1989年不仅中国爆发了学生运动，整个东欧，包括蒙古国在内的前社会主义国家都发生了学运。 这些运动的诉求基本相同——呼唤民主自由，开放党禁、报禁。
他对德瑞可说。 “当时我们的学生走上了乌兰巴托的苏赫巴托尔广场，要求政府改革。我们的政府听了，你们中国的政府没有听。”
德瑞可记得，当时那位长者做了一个厌恶的表情。他说：“这样不好，不好。”
第四次是2017年在柬埔寨首都金边参观红色高棉纪念馆时。当地一个“嘟嘟车”（摩托计程车）司机对他说，1989年天安门抗议爆发后，他每天都会拿一个小小的收音机听广场上传来的最新消息。
德瑞可在美国读国际关系专业。“坦克人”的照片曾出现在课堂上。周围的美国同学，包括那些在他看来和89“八竿子打不着”的国际生都知道“坦克人”，唯有中国学生一脸茫然。
他意识到，“六四”是如此受人关注的事，但是在中国，大部分都忘记了。中国的年轻人，尤其是90后，00后更是毫不知情。
“这一代人基本上都是含着‘红汤勺’出生的，”德瑞可说。“他们一出生，中国就已经是厉害国了。”
他对美国之音说，从这一代人有记忆起，中国就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开了奥运，要重返世界舞台之巅；这一代人没有经历过三反五反、大跃进、大饥荒、文化大革命、89“六四”、镇压法轮功，却经历了保卫钓鱼岛、南海仲裁案、制裁韩国等诸多“战狼”事件。他觉得，他们中大部分成为天然的小粉红”也就不足为怪了。
德瑞可认为，来美国读书前，他的人生轨迹和大部分中国学生没有太多不同。最大的不同之处是，他早早便开始接触墙外的信息。
“我跟他们的信息源是不一样的，”他说。“用现在最流行的话讲，我们活在两个平行宇宙。”
在美国的三年里，德瑞可看到很多留学生，包括定居海外的华人，虽然人在国外，但每天还是捧着手机刷微博、微信、抖音、小红书。
“他们只是在身体上做了物理上的平移，思想和大脑还是留在了墙内，”德瑞可说。
今年的“六四”纪念日，德瑞可计划出席王丹、吾尔开希、苏晓康等89亲历者召集的网络纪念大会。他想发言谈一谈“我们这代人为什么忘记了“六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