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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建利:“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与中共的精神契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步入北京人大会堂出席2019创新经济论坛。 (2019年11月22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步入北京人大会堂出席2019创新经济论坛。 (2019年11月22日)

编者按:这是杨建利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被中共历代领导人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基辛格博士于11月29日去世。基辛格博士是半个世纪以来任何关注美中关系乃至全球秩序的人都无法回避的人物。我第一次听说“博士”这个称谓还是在中共官媒对基辛格的新闻报道中,它在一个儿童的意识中留下了“博士”是足智多谋的人的印象。无人否认基辛格博士足智多谋,然而无价值原则的实用主义却是其智谋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中共走向国际扫清障碍

听到基辛格逝世的消息后,许多与他相关的美中关系大事件在我脑海里掠过。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他1971年7月由巴基斯坦中转秘访北京的美国与红色中国关系的“破冰之旅”。当时,中国处于文革癫狂中,经济濒于崩溃,“珍宝岛战役”让中国置于苏联的直接军事压力之下,内外交困的毛泽东转向美国寻求外交突破。而美国正需要在冷战中“联中抗苏”以及解困越南战争。在那次17个小时的闪电秘访,基辛格承诺美国将逐步减少驻台的军事力量;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独立;美国将在联合国大会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席位,保证通过谈判解决越南战争。随后,双方发表了会谈公告,宣布尼克松应邀将于1972年5月之前访问中国,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会面。不过分地讲,基辛格为中共摆脱内外交困、为红色中国走向国际政治舞台扫清了首批障碍。

1973年11月12日,中共主席毛泽东和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在北京中南海握手。
1973年11月12日,中共主席毛泽东和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在北京中南海握手。

半个世纪来,以基辛格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外交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主线,天安门事件所引起的巨大国际震荡也未能对其产生根本性的冲击。1989年6月4日,ABC新闻就正在发生的天安门广场的屠杀采访基辛格,主持人詹宁斯问他:“美国应该做什么,基辛格博士?” 他回答:“我不会对中国实施任何制裁。” 随后他在多家媒体上撰稿,为中共的暴行辩护,他说对北京发生的事不能只用善与恶的观点去看,中共的屠杀行为是为中国选择了一个更仁慈、更稳定的和平进程。就是这种只顾现实利益罔顾价值原则的现实主义思想主导下的对华政策,帮助中共很快摆脱了天安门事件后的国际孤立,而在没有任何前设政治条件下一步一步进入世界贸易和全球治理体系。

基辛格的无价值原则的实用主义

于基辛格,无价值原则的现实主义思想不仅体现在他主导或影响的国际关系层面,而且贯彻于他的私人利益上。他是历届中共领导人的座上宾,访问中国超过100次,在美国政客中居首位。在《论中国》这部被西方学者奉为了解中国的必读之作中,他不时流露出对中共的溢美之词。天安门事件发生时,基辛格刚刚推出了一个与中国国有企业中信集团合作的基金--中国创投,当得知这个事实后,詹宁斯非常后悔:“如果当时我知道现在我所知道的,我就不会让他上那个采访节目。” 基辛格2011年为当时习近平的权力竞争者—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站台的事更能说明他投机和算计。那时,薄熙来风头正健,用“唱红打黑”表现自己而挑战中共对习近平的接班安排,权争胜负一时难料。那年6月29日,为庆祝中共建党90周年,重庆举行“万人红歌会”,基辛格特地前来现场力捧薄熙来。

基辛格的无价值原则的实用主义与中共在后天安门时期形成的“实用主义的软实力”有高度的精神契合,而中共正是靠其“实用主义软实力”摆脱天安门事件后的困境、稳住国内统治并在国际社会扩展影响力的。

1973年11月11日,中国总理周恩来和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中)、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戴维•布鲁斯(中间沙发上左起第一人)在正式会谈前交谈
1973年11月11日,中国总理周恩来和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中)、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戴维•布鲁斯(中间沙发上左起第一人)在正式会谈前交谈

中共的实用主义软实力

天安门屠杀后,中共一方面维持人民的恐惧使民间对权力的制衡缺失,一方面鼓励他们特别是其精英阶层不问政治、不问是非,只顾赚钱。这种策略确保了短期内最糟糕的资本主义在低人权和低道德的情况下展现了高效率和高竞争力。在这种赤裸裸的实用主义在国内获得成功的动力下,中共开始利用这个“实用主义的软实力”支持其持续崛起和国际扩张,并与美国竞争。这种专注于经济利益无视价值观和道德的“实用主义软实力”可以描述为:忽视人权+鄙视民主价值+金钱。

不可否认,基辛格参与推动的美中关系的正常化对两国均有正面意义,然而,基辛格现实主义的外交思想以及这种思想主导下的近半个世纪--特别是后天安门时期--的对华政策,非但没能让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变得更加自由和民主,而且在中共政权获得经济力量的加持后,不仅在国内变得更加专制而且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并实施它的全球野心,对以美国主导,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产生了切实的威胁。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自去年“白纸运动”以来,习近平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上屡屡受挫,他发现在实力和野心之间横亘着诸多障碍,他需要再次回到邓、江、胡时期的“韬光养晦”路线,缓和与市场、与美国的关系,以换取另一个战略机会之窗,让中国的经济、技术、军事、外交实力赶上他的野心。于是,今年11月习近平从“战狼”变“熊猫”,带着笑容来到美国与美国总统见面,并与美国商界晚餐,展开魅力攻势。而在之前的7月,习近平在北京最高规格礼遇刚刚度过100岁生日的基辛格,为他补办生日宴会。在宴会中,习近平再次宣称基辛格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强调“中国人重情讲义,不会忘记老朋友。”习近平当然知道“老朋友”在此刻的妙用。

基辛格博士走了,但是“基辛格主义”仍有广泛市场,美国人记取“基辛格教训”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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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建利

    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非政府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既坐而论道又起而行之的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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