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
二战后全球秩序创建者之一
基辛格1923年5月27日出生于德国巴伐利亚州纽伦堡一个犹太人家庭，其成长起来的年代正值德国社会动荡不安、法西斯势力迅速膨胀，他在纳粹的魔影下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直到在15岁时移民到美国。移居美国后，他又曾应征入伍，奔赴二战中的德国战场，后在哈佛获得博士学位，历任哈佛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负责人、教授。
1969，基辛格进入白宫，在尼克松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开始直接参与美国外交事务。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基辛格身处白宫权力中心之际，冷战急剧升温，美国深陷越战泥潭，中东在阿以战争之后又一场大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然而，危机和挑战也为基辛格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作为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和国务卿，他频繁穿梭于中南海、克里姆林宫等地缘政治中心以及中东、拉美、非洲等遍布世界的热点地区，在历史的沿革中刻下了自己的痕迹。
“如果你要列出对当今我们所认可的政治秩序的形成最具影响力的五、六或七个人，也就是在二战后创建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国际秩序的人，我认为你肯定要将他列入其中。”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历史学教授杰里米·苏瑞(Jeremi Suri)对美国之音说。“他的权力比不上毛泽东、斯大林、罗斯福或丘吉尔，但或许他仅次于他们。”
百岁高龄之上，基辛格仍才思敏捷，常常跻身热门议题的最前沿针砭时弊。人工智能自然语言处理程序ChatGPT尚处蹒跚起步，但基辛格对此早有高见，他警告说，其强大潜能将改变人类对现实的认知，知识将被重新定义。
基辛格发出了或许是其最悲观的对世界末日可能到来的暗示。核武器虽然可怕，但在基辛格看来，那仍在可控范围，对人类来说，数倍于此的灭顶之灾是人工智能等科技的进步。“在人类历史上，人类第一次有能力在一个确定的时间段内自我毁灭，”基辛格说。
美国前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美国时间星期三(11月29日)在他位于康涅狄格州的家中去世，享年100岁。
基辛格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前往中国的第一位美国官方特使，也是访问中国最多的美国政界人士。他被中国官方视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但却也因此引发争议，有人认为他与中国的生意让他最终成为中国影响力的代言人。
基辛格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前往中国的第一位美国官方特使，也是访问中国最多的美国政界人士。他被中国官方视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但却也因此引发争议，有人认为他与中国的生意让他最终成为中国影响力的代言人。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基辛格一直是国际政坛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他是打开中国大门、缓和美苏关系、结束越战等事件的关键人物。其地缘政治战略的远见卓识为美国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确立、巩固全球领导地位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他在1969年至1975年被当时的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任国家安全顾问，后来在1973年至1977年由被任命为国务卿，是美国历史上同时担任这两个职位的第一人。他的影响力一直延续到了最近几年。
基辛格留下了一个丰富但也是复杂的遗产，他曾在1973年盖洛普民意调查被认为是美国最受钦佩的人之一，于1977年获美国最高荣誉的平民奖--总统自由勋章，还曾与北越领导人黎德寿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但他也曾被激烈批评为罪犯，批评者抨击其政策导致了对柬埔寨和老挝的大规模轰炸、东帝汶和孟加拉的种族灭绝以及南非的内战等等，令大量平民死于非命。
二战后全球秩序创建者之一
基辛格1923年5月27日出生于德国巴伐利亚州纽伦堡一个犹太人家庭，其成长起来的年代正值德国社会动荡不安、法西斯势力迅速膨胀，他在纳粹的魔影下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直到在15岁时移民到美国。移居美国后，他又曾应征入伍，奔赴二战中的德国战场，后在哈佛获得博士学位，历任哈佛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负责人、教授。
1969，基辛格进入白宫，在尼克松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开始直接参与美国外交事务。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基辛格身处白宫权力中心之际，冷战急剧升温，美国深陷越战泥潭，中东在阿以战争之后又一场大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然而，危机和挑战也为基辛格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作为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和国务卿，他频繁穿梭于中南海、克里姆林宫等地缘政治中心以及中东、拉美、非洲等遍布世界的热点地区，在历史的沿革中刻下了自己的痕迹。
“如果你要列出对当今我们所认可的政治秩序的形成最具影响力的五、六或七个人，也就是在二战后创建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国际秩序的人，我认为你肯定要将他列入其中。”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历史学教授杰里米·苏瑞(Jeremi Suri)对美国之音说。“他的权力比不上毛泽东、斯大林、罗斯福或丘吉尔，但或许他仅次于他们。”
“下星期不可能发生危机，我的日程都已经排满了。”基辛格这句独特的幽默透露出，那是一个基辛格参与运筹大局、改变世界历史轨迹的年代。
美国在越战后面临严重分裂、公众对国际参与面临强烈幻灭感，基辛格在这一历史关头所发挥的作用，“基本上确保了美国在越南战争结束后继续扮演全球角色的可能性，而当时美国实际上有可能完全放弃参与联盟、军事干预和海外努力。”《亨利·基辛格与美国权力：一部政治传记》(Henry Kissinger and American Power: A Political Biography)一书的作者、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大学历史教授托马斯·施瓦茨（Thomas Schwartz）对美国之音说。
沃尔特·埃萨克森(Walter Isaacson)在《基辛格传》中谈到其最大建树时说，他处心积虑地参与创造了新的全球权力均衡，使美国在越南战争后保持了在全世界的影响力，最终为冷战的结束奠定了基础。他作为一个战略家也留下了自己的历史印记。
他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今年7月，刚刚度过百岁生日基辛格再次访华，并受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其举行会晤的高规格接待，而同时在北京访问的美国气候特使约翰·克里（John Kerry) 、以及前后访华的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和吉娜·雷蒙多（Gina Raimondo）等都无缘如此礼遇。
习近平选择在50年前基辛格和周恩来见面的钓鱼台国宾馆五号楼与基辛格见面，借以彰显两国关系再次步入他所说的“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在这次会晤中，习近平再次强调基辛格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强调“中国人重情讲义，我们不会忘记老朋友。”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一称呼在中国外交措辞中极具特殊意义，就基辛格而言，他不仅有“破冰”之功，在中国眼里，他更有坚持不懈替中国美言之劳。
纵观基辛格几十年来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其反复强调的一个核心观点是，中国崛起不可避免。“当我在美国的朋友和同事谈论中国的崛起及其给我们带来的问题时，我说崛起是不可避免的。”基辛格2007年在北京说。“我们无法阻止它，也不应该阻止它。”
基辛格曾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说，世界重心的转移是大势所趋，中国的崛起将在未来几十年内令国际体系重新排序，“世界事务的重心正在从过去三个世纪的大西洋转移到太平洋。”
他的《论中国》(On China)被公认为西方学者们了解中国的必读之作之一。在这部中国问题专著中，他分析和梳理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外交史，以及中共建立政权之后外交战略特点，记录了他与毛泽东、邓小平等几代中国领导人的交往历程。书中也不时流露出对中国的溢美之词。
基辛格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上个月24日出席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为其颁奖的晚宴。他坐在轮椅上在结束其简短发言时竭尽全力以明显微弱的声音发出了或许是他最后的呼吁：“我一生中一半时间都在为美中关系工作，”基辛格断断续续地说，“我相信美中之间的和平与合作至关重要，符合两国自身利益、符合世界的利益。”
被指责为“中国影响力的代言人”
白宫生涯之后，基辛格以自己的名字成立一家商业咨询公司，为国际大公司提供政治风险咨询，也被批评靠中国生意赚钱，甚至被指责为“中国影响的代言人”。
石宇(Isaac Stone Fish)在中国生活过6年，曾担任过《新闻周刊》驻北京的记者。他2022年出版过一本名叫《美国第二：美国精英们是如何让中国强大的？》(America Second: How America's Elites Are Making China Stronger)的书。在书中，他指名道姓地把基辛格称做“中国影响的代理人(An agent for Chinese influence)”
石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这样解释为什么他认为基辛格“是应该为美中之间的问题负责的那个人？” 他说：“是因为自1972年以来，尤其是自1982年基辛格创办基辛格协会以来，他是那个不断倡导与中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的最重要的美国人。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认为这符合美国的利益，他这样做是因为他认为这符合中国、基辛格协会以及基辛格自己的利益。”
虽然如此，就潜在的利益冲突而言，基辛格从未陷入过重大丑闻。如果说美中两国间的商业交往当中有什么基辛格身影的话，美国大型农工集团康地谷物是美国在中国的第一家外资饲料厂，1982年康地成立董事会时聘基辛格为董事。康地还曾经是全球最大猪肉生产商史密斯菲尔德的最大股东。
基辛格生前被很多人批为亲中，但他很多时候也似乎并不是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现实视而不见。他在今年二月的一次演讲中明确指出：“在亚洲，中国作为‘中央王国’的野心构成了对美国建立的世界秩序的挑战。”
在基辛格看来，一个合理的中国政策应该是“斗”与“和”的兼收并蓄。“我们必须做好反对中国霸权的准备。但与此同时，也应对共存持开放态度。”他在2021年对欧洲最大的数字出版公司之一 AxelSpringerSE(阿克塞尔·施普林格)的总裁多普夫纳(Mathias Dopfner)说。
美国很多人曾在很多年里将俄罗斯与中国相提并论，甚至常常称俄罗斯是更大的威胁。但基辛格强调，即使是在冷战年代苏联最强大的鼎盛时期都远远不能跟今天的中国相比。
悲观的现实主义者
《基辛格传》(Kissinger: A Biography,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92)一书的作者沃尔特·埃萨克森(Walter Isaacson)说，少年时代心灵上的阴影给基辛格后来的政治生涯打下深刻的烙印，促成了他对人性的悲观态度。
“生为亡之始。”基辛格在他的大学毕业论文《历史的真义—关于施本格勒、托因比及康德的感想》中写道。
对基辛格来说，和平和战乱从来都不是抽象的，他有十多位亲戚惨死在纳粹手中。
在国际政治界，他的外交思想的核心被普遍认为是在风云变幻的国际政治中追求现实主义的权力均衡。在基辛格看来，大国外交归根结底是基于国际政治的现实，而非道德准则。“国家是一个脆弱的机构，”他在 2015 年出版的《世界秩序》(World Order) 中写道，“政治家没有因道德约束而冒其生存风险的道德权利。”
在《重建的世界：梅特涅、卡苏里及和平的问题1812—22（A World Restored: Metternich, Castlereagh and the Problems of Peace 1812-22.）》一书中，基辛格说，衡量外交政策制定者的标准是，他们是否能敏锐地觉察到国际体系中政治、军事和经济力量变化，然后令这些变化对本国有利。批评者们指出，在这种外交政策模式中，政治价值观--民主、人权等--没有任何作用。
自基辛格步入公众视野以来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他被广为推崇为当今最足智多谋的政治家之一。每每出现在公众面前时，基辛格一副黑边玳瑁眼镜，目光深邃而略带神秘，开口语调低沉而不紧不慢，口音极为浓重，举座大多洗耳恭听。
美国在越战后面临严重分裂、公众对国际参与面临强烈幻灭感，基辛格在这一历史关头所发挥的作用，“基本上确保了美国在越南战争结束后继续扮演全球角色的可能性，而当时美国实际上有可能完全放弃参与联盟、军事干预和海外努力。”《亨利·基辛格与美国权力：一部政治传记》(Henry Kissinger and American Power: A Political Biography)一书的作者、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大学历史教授托马斯·施瓦茨（Thomas Schwartz）对美国之音说。
沃尔特·埃萨克森(Walter Isaacson)在《基辛格传》中谈到其最大建树时说，他处心积虑地参与创造了新的全球权力均衡，使美国在越南战争后保持了在全世界的影响力，最终为冷战的结束奠定了基础。他作为一个战略家也留下了自己的历史印记。
他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今年7月，刚刚度过百岁生日基辛格再次访华，并受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其举行会晤的高规格接待，而同时在北京访问的美国气候特使约翰·克里（John Kerry) 、以及前后访华的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和吉娜·雷蒙多（Gina Raimondo）等都无缘如此礼遇。
习近平选择在50年前基辛格和周恩来见面的钓鱼台国宾馆五号楼与基辛格见面，借以彰显两国关系再次步入他所说的“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在这次会晤中，习近平再次强调基辛格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强调“中国人重情讲义，我们不会忘记老朋友。”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一称呼在中国外交措辞中极具特殊意义，就基辛格而言，他不仅有“破冰”之功，在中国眼里，他更有坚持不懈替中国美言之劳。
纵观基辛格几十年来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其反复强调的一个核心观点是，中国崛起不可避免。“当我在美国的朋友和同事谈论中国的崛起及其给我们带来的问题时，我说崛起是不可避免的。”基辛格2007年在北京说。“我们无法阻止它，也不应该阻止它。”
基辛格曾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说，世界重心的转移是大势所趋，中国的崛起将在未来几十年内令国际体系重新排序，“世界事务的重心正在从过去三个世纪的大西洋转移到太平洋。”
他的《论中国》(On China)被公认为西方学者们了解中国的必读之作之一。在这部中国问题专著中，他分析和梳理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外交史，以及中共建立政权之后外交战略特点，记录了他与毛泽东、邓小平等几代中国领导人的交往历程。书中也不时流露出对中国的溢美之词。
基辛格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上个月24日出席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为其颁奖的晚宴。他坐在轮椅上在结束其简短发言时竭尽全力以明显微弱的声音发出了或许是他最后的呼吁：“我一生中一半时间都在为美中关系工作，”基辛格断断续续地说，“我相信美中之间的和平与合作至关重要，符合两国自身利益、符合世界的利益。”
被指责为“中国影响力的代言人”
白宫生涯之后，基辛格以自己的名字成立一家商业咨询公司，为国际大公司提供政治风险咨询，也被批评靠中国生意赚钱，甚至被指责为“中国影响的代言人”。
石宇(Isaac Stone Fish)在中国生活过6年，曾担任过《新闻周刊》驻北京的记者。他2022年出版过一本名叫《美国第二：美国精英们是如何让中国强大的？》(America Second: How America's Elites Are Making China Stronger)的书。在书中，他指名道姓地把基辛格称做“中国影响的代理人(An agent for Chinese influence)”
石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这样解释为什么他认为基辛格“是应该为美中之间的问题负责的那个人？” 他说：“是因为自1972年以来，尤其是自1982年基辛格创办基辛格协会以来，他是那个不断倡导与中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的最重要的美国人。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认为这符合美国的利益，他这样做是因为他认为这符合中国、基辛格协会以及基辛格自己的利益。”
虽然如此，就潜在的利益冲突而言，基辛格从未陷入过重大丑闻。如果说美中两国间的商业交往当中有什么基辛格身影的话，美国大型农工集团康地谷物是美国在中国的第一家外资饲料厂，1982年康地成立董事会时聘基辛格为董事。康地还曾经是全球最大猪肉生产商史密斯菲尔德的最大股东。
基辛格生前被很多人批为亲中，但他很多时候也似乎并不是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现实视而不见。他在今年二月的一次演讲中明确指出：“在亚洲，中国作为‘中央王国’的野心构成了对美国建立的世界秩序的挑战。”
在基辛格看来，一个合理的中国政策应该是“斗”与“和”的兼收并蓄。“我们必须做好反对中国霸权的准备。但与此同时，也应对共存持开放态度。”他在2021年对欧洲最大的数字出版公司之一 AxelSpringerSE(阿克塞尔·施普林格)的总裁多普夫纳(Mathias Dopfner)说。
美国很多人曾在很多年里将俄罗斯与中国相提并论，甚至常常称俄罗斯是更大的威胁。但基辛格强调，即使是在冷战年代苏联最强大的鼎盛时期都远远不能跟今天的中国相比。
悲观的现实主义者
《基辛格传》(Kissinger: A Biography,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92)一书的作者沃尔特·埃萨克森(Walter Isaacson)说，少年时代心灵上的阴影给基辛格后来的政治生涯打下深刻的烙印，促成了他对人性的悲观态度。
“生为亡之始。”基辛格在他的大学毕业论文《历史的真义—关于施本格勒、托因比及康德的感想》中写道。
对基辛格来说，和平和战乱从来都不是抽象的，他有十多位亲戚惨死在纳粹手中。
在国际政治界，他的外交思想的核心被普遍认为是在风云变幻的国际政治中追求现实主义的权力均衡。在基辛格看来，大国外交归根结底是基于国际政治的现实，而非道德准则。“国家是一个脆弱的机构，”他在 2015 年出版的《世界秩序》(World Order) 中写道，“政治家没有因道德约束而冒其生存风险的道德权利。”
在《重建的世界：梅特涅、卡苏里及和平的问题1812—22（A World Restored: Metternich, Castlereagh and the Problems of Peace 1812-22.）》一书中，基辛格说，衡量外交政策制定者的标准是，他们是否能敏锐地觉察到国际体系中政治、军事和经济力量变化，然后令这些变化对本国有利。批评者们指出，在这种外交政策模式中，政治价值观--民主、人权等--没有任何作用。
自基辛格步入公众视野以来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他被广为推崇为当今最足智多谋的政治家之一。每每出现在公众面前时，基辛格一副黑边玳瑁眼镜，目光深邃而略带神秘，开口语调低沉而不紧不慢，口音极为浓重，举座大多洗耳恭听。
百岁高龄之上，基辛格仍才思敏捷，常常跻身热门议题的最前沿针砭时弊。人工智能自然语言处理程序ChatGPT尚处蹒跚起步，但基辛格对此早有高见，他警告说，其强大潜能将改变人类对现实的认知，知识将被重新定义。
基辛格发出了或许是其最悲观的对世界末日可能到来的暗示。核武器虽然可怕，但在基辛格看来，那仍在可控范围，对人类来说，数倍于此的灭顶之灾是人工智能等科技的进步。“在人类历史上，人类第一次有能力在一个确定的时间段内自我毁灭，”基辛格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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