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0年初中国武汉爆发新冠病毒大流行，到当前疫情又重现上海、北京等大都市,两年多来中国当局以各种方式继续干扰、攻讦国际媒体正常新闻报道工作，打压自媒体，抓捕公民记者，恐吓报道真相的记者和敢于说实话的民众，并且制造、散布虚假信息，致使媒体环境不断恶化。公民记者张展等自发报道武汉疫情和揭露其他地方官员渎职灾害的人士，为向社会大众传播信息作出了积极贡献，却因遭受当局严酷压制和迫害而付出了沉重代价。观察人士认为，攸关习近平能否顺利进入第三任期的中共20大之前，这种恶劣的媒体环境和骗人的官媒宣传恐将愈演愈烈。
评论：党媒报道掩盖疫情
2020年元旦，面对突如其来的武汉不明肺炎疫情，中共当局没有及时向社会大众通报示警，反而将当时在同学微信群提醒群友注意防范萨斯传染病毒的李文亮医生等8名医务人员当成造谣传谣者传唤到公安机关训诫，并在党媒央视连续滚动播报一篇充满不实之词的官方通稿，给疫情吹哨人戴上造谣者的帽子，人类错失了防控这场灾难的关键黄金期。
在北京的资深媒体人、专栏作家高瑜指出，在防疫之初，所有党媒都没起到好的作用。
她说：“所有的党媒都跟上了，主要是央视，把李文亮等8个医生定为谣言的散布者。这就是完全配合了中央，就是贻误疫情，使得这个疫情先在武汉扩散，后来武汉的措施又是500多万人散到全国和全世界造成了武汉疫情的扩散吧。”
李文亮医生不幸染疫去世前接受几家中国媒体采访时留下一句名言：“一个健康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
方方日记被指给境外敌对势力“递刀子”
武汉疫情爆发后，在公众亟需了解情况、掌握明确信息之时，中共党媒和官宣仍然重复采取报喜不报忧的套路，直到中国当局奉为“天条”的防疫“清零”政策在各地酿成无数次生灾难。
高瑜说：“对于那个防疫措施非常不人道的，顾不上的，死在家的，死在路上的，躺倒在医院的走廊里的，这些一概没有报道。不过，武汉在当时啊，还有一个作家方方。”
体制内的知名作家所写的《方方日记》在个人微博记录了武汉封城期间她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的各种艰辛和磨难，基本上都是官媒忽略或避免提及的事实。这部纪实作品在海外出版时，作者受到了官方和一些民粹网民的指责，被指给境外敌对势力“递刀子”。她的微博一度遭禁言。
高瑜表示，当时似乎只有两家媒体报道方方日记，一个是财新网，一个是被认为是海外大外宣的多维新闻。
公民记者遭遇打压噤声
与此同时，张展、方斌、陈秋实、李泽华、高飞等在武汉封城期间冒险进行实地采访报道的多名公民记者相继受到官方惩处和打压。
原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表示，公民记者曝光极端防疫措施引发的次生灾害而受到抓捕问罪，就是官方封锁信息之举，以疫情为由，把居民楼变成牢房，把小区变成集中营。
出生于大兴安岭地区、毕业于黑龙江大学法学院的陈秋实在强迫失踪超过一年后获释，李泽华在失联数月后露面，两人都疑似遭限制言论自由。
张展和方斌目前仍在狱中。张展被起诉和判决的罪名是恶名昭彰的口袋罪“寻衅滋事罪”。张展被捕后及在庭审期间坚决不承认有罪，绝食长达数月，严重损伤身体，一度传闻生命垂危。
一直关注张展和其他系狱活动人士的流亡英国人权倡导者王剑虹告诉美国之音，张展的家人也在上海处于封锁中，但哪怕连与张展通电话的机会也没有。她表示，两年多前张展从上海前往武汉实地报道疫情，曾像先知一般批判“威权防疫”践踏人权的危害，为武汉民众发声而获罪。
如今上海在北京中央指令下执行过度防疫的清零政策，正在重演武汉的人道悲剧。王剑虹说，“人心中有一杆秤。”
王剑虹对张展当前的处境和健康表示忧心。她表示，“封城中上海，物资严重缺乏，监狱中服刑人员所受影响程度可以想见。最近被捕的湖北公民陈剑雄，上次服刑经历过2020年湖北疫情，他说过因物资短缺，伙食非常差，连盐都没有。“
法轮功人士、民营企业家方斌的情况目前外界知之甚少。王剑虹今年早些时候发推说，方斌现被关押在武汉江岸区看守所，已被起诉，罪名不详。她还表示，方斌家人至今未收到任何法律文书。
李大同指出，当局抓这些敢于冒着生命危险揭露真相的公民记者，就是为了封锁信息，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包括把辩护律师的健康绿码即刻变成红码，让你哪也去不了。
网管删帖封号 微信群自有对策
就在这些公民记者在武汉封城之初到现场采访拍摄报道之时，据中国官媒报道，中国特有的网警和网管们也在忙着加紧删帖。
人民日报2020年4月4日报道，奋战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网络安全监测战线上山东泰安市网警李弦农历新年前夕连续加班3天，因过度劳累突发脑溢血倒在工作岗位上，电脑屏幕上记录着最后一份工作日志：“发现网上疫情虚假信息11条，累计处理问题信息360条”。
不仅网警严密监控，微信微博的网管也对敏感内容实行审查监督。一些关注时政和社会议题的微信群被封，封了再建，建了再封，如此猫捉老鼠游戏式的循环多达五、六十次，并不罕见。
资深媒体人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一“封建”现象已成中国网络空间常态，人们都习以为常，会用一些聪明巧妙的方法应对。
他认为，封网封群封号是当局没有自信的表现，没什么了不起，只要想知道，依然可以在微信群中得到充分完整的资讯。
网民收集备份被删网文 两人“被寻滋”判刑
2021年8月，民间网站“端点星”创办人陈枚和蔡伟以所谓“口袋罪”寻衅滋事被判监禁1年3个月。当时，他们已被关押一年多。这两名公益志愿者在他们创建的网站上备份遭到微信、微博等中国大陆平台删除的文章，呼吁公众一同对抗网络审查。
端点星网站收录了中国高校性骚扰、佳士工人维权运动、北京驱逐低端人口等议题的文章。
武汉疫情爆发后，该网站收录了约100篇被删除的报道与评论文章，包括纪念“吹哨人”李文亮的文章，以及第一个发出新冠疫情警告的武汉医生艾芬于2020年3月10日接受“People”杂志的采访。端点星案被认为是民间人士因记录备份与武汉疫情有关的敏感信息而触怒当局的案件。
上海封城 民怨四起
北京当局早在一年八个月前就举行了抗击疫情胜利表彰大会。但是去年秋冬和今年春季西安、深圳、武汉、上海和北京疫情烽烟再起，被拔高为可反映民主自由与专制集权两种制度孰优孰劣的“清零“政策激起了各地民众、尤其是上海市民前所未有的抱怨和抵制。
反映上海市民和基层公务人员强烈不满和迷惑不解的六分钟录音剪辑视频《四月之声》就在遭到网管迅速屏蔽之前已经传遍中国网络。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些上海网民上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歌词，其中第一句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也遭到网管封杀。
有评论认为，许多上海人在长达一个多月的疫情封控期间发出的绝望呼声和歌声让北京当局恐慌。
人权活动人士王剑虹发推说，发表给市委书记公开信、呼吁立即放弃清零政策的上海律师彭永和失联。王剑虹还告诉美国之音，发表《为民请命书》的上海浦东居民季孝龙据传5月1日被当局人员带走。
高瑜对美国之音表示，上海封城封楼造成的次生灾难相当惨重，有些居委会把蔬菜水果等食物烂掉也不发给居民，有人跳楼、饥民敲盆，而国家领导人孙春兰居然在高楼顶层平台摆拍视察疫情，但是官媒对这些事情一概不报道。
多维新闻停播 王思聪微博清零
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之子王思聪不久前因发微博批评上海防疫中极端清零政策的危害，其拥有两千多万粉丝的微博账号遭清零。
被认为配合中共大外宣的海外中文媒体多维新闻今年四月宣布停业关闭。
多维名为海外媒体，实际上其总部早已从纽约迁到北京，一向被指对中共“小骂大帮忙”。该机构突然停止运营，是否与报道上海疫情的负面新闻有关，还是属于中共20大前对媒体环境的清理整顿，观察人士有多种猜测。
著名报人李大同2018年曾发给北京市人大代表公开信，表示反对修宪。
河北作家田奇庄致信中纪委书记赵乐际要求查处广西壮族自治区官员违反党章搞个人崇拜、肉麻吹捧中共领导人的错误行为。李大同表示赞赏。
他认为，由于没有制衡机制，中共的宣传和媒体环境在习近平争取连任的20大前只会越来越差。
李大同表示，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官方宣传极尽个人崇拜之能事，连模仿当年毛语录的习思想小红书都出来了，
西安版方方日记《长安十日》遭下架
今年年初，家住西安的独立媒体人江雪发表的记录当地封城情况的“长安十日”被比作是西安版的“方方日记” ，引起国际关注。
这篇批评不人道的过度防疫措施的纪实文章，也在中国舆论场引发热议，连党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也呼吁应该容许这种声音存在。
他写道；“我认为这是我们社会对待批评应有的开放和包容。我相信，几乎没有人希望中国互联网上只有一种声音，包括江雪大部分最激烈的批评者们。”
不过，这篇引发争议的纪实文章一度在中国网络遭下架，胡锡进的相关评论也在其微博和微信公号消失。
翻墙违法？少数人有特权？外媒采访难
近年来，不时有中国网民因翻墙浏览外网信息内容或发帖留言评论而遭警方传唤、喝茶，甚至抓捕。有人因为翻墙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等外国传媒的新闻而被当局警告。一位上海的知名国际关系学者几个月前告诉美国之音，当局禁止个人接受外媒采访，也不可以匿名受访。还有活动人士被告知，不得接受VOA采访，否则会有麻烦。
而胡锡进和几名外交部发言人一样，拥有普通中国人禁止登录的海外社交媒体账号。他们经常翻墙发送一些经不住推敲的言论和配合中共大外宣的虚假信息。例如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推特上表示，“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并在例行记者会上称，“包括你们这些在座的外国记者，能够在抗击疫情期间生活在中国，你们就偷着乐吧。”
上海封城后，这位发言人的“偷着乐”之说，招来一片骂声和嘲讽。
事实上，近两年来，中国外交部未能批准新的记者证件给多名期待赴任的外国媒体（包括美国之音）记者，以疫情或地缘紧张局势为由。
外国记者协会：在华报道环境更趋恶化
驻华外国记者协会（FCCC）今年1月31日发布报告说，驻华外国记者在报道中国的过程中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障碍”，其中包括人身攻击、骚扰、威胁、网络黑客攻击、网络喷子的言语攻击和签证拒签。
报告称，2021年，驻华外国记者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99%的外国记者在调查问卷上表示，中国的新闻报道环境达不到国际标准。报道新疆问题几乎成了所有驻华记者的“终极难题”。该报告称，88%的赴新疆采访的记者表示，明显受到了跟踪。
这份年度报告发布之际，北京正在全力准备举行2022年冬奥会。该协会的报告还认为，中国对待外国记者的态度与中国宣称的外媒政策以及崇尚卓越、友谊和尊重的奥林匹克精神形成鲜明对照。
2021年7月下旬，郑州一个隧道入口处的水灾现场附近，有西方媒体记者遭到一些便衣人员围攻和骚扰。另有一名来自西安的青年用无人机拍摄灾情，被一伙不明身份的黑衣人围殴。打人者身穿的黑色体恤衫袖口有统一的微型五星红旗标志，据信这类不明身份人员通常是官方组织的社会边缘的闲杂人员，俗称“小混混”，用来在维稳现场充当打手，制造恐怖气氛。
FCCC的报告指出，国家支持的针对外国记者的攻击，尤其是网络喷子攻讦活动，使留在中国的记者越来越难以开展业务。这种攻讦活动在中国公众培养了不断强化的感觉，即外国媒体就是敌人，直接助长了线下暴力和对现场记者的骚扰行为。
长期以来，中共官方的对国内宣传不断表示“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通常会把任何国内风波、社会问题或负面事件甩锅给境外敌对势力。例如，一些中国媒体炒作新冠病毒是美国实验室产物，美国军人在参加武汉世界军运会时传播了病毒，许多中国民众信以为真。
在北京的资深媒体人李大同认为，中共的宣传只能骗骗那些脑残的人，而清醒的网友不会上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