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疲软似已影响到解放军兵力整建，美国学者李思恺（Roderick Lee）指出，解放军采购军备的思维正逐步调整为压低单价、大批量采购，但是这并不代表中共有意缩减军队规模，台湾跟美国反而要准备好应付解放军更便宜但数量更庞大的武器攻击。
美国空军大学中国航空研究所主任李思恺是在11月8日以个人身分出席“2023台北安全对话”时指出，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就算是解放军也无法再像过去一样，毫无节制的增加员额或采购军备，而是逐渐有了成本控制(Cost controls)与权衡(Trade-offs)的概念。
中国军工企业追求“低成本系统 ”
以习近平在军改中一手推动成立的火箭军为例，李思恺指出，该军种正在新增多达300枚搭载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问题是，谁操作这些新武器?过去最简单的方式是直接扩编员额，但这次火箭军却从不同单位抽调人员。
不仅如此，还有许多案例显示解放军必须在不同单位跟职务间调换人员，无上限的兵力扩充已成过去式。
另一方面，解放军装备采购也在发生变化，李思恺分析，包括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跟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等多家中国重要军工企业都在战略文件中特别提到要追求“低成本系统”的重要性，这也是前所未见的新术语。
尽管解放军开始受到中国经济疲软的影响，但他说“坏消息”是这并不代表中共正在削减军队规模，反而是以量制价，解放军透过提高购买数量，来弥补军工企业压低的利润。
因此可预见的是，未来解放军恐将拥有大批量、低成本的飞弹或其他武器系统，无论是台湾或美国，都必须要对这个前所未有的问题做好准备。
李思恺说:“这不再是数百个威胁的问题。我们需要考虑到的量级甚至达数千、数万个威胁，你无法再击落或摧毁所有这些威胁。因此美国和台湾需要寻找能承受的选择来应对大批量、低成本的威胁。”
随着战略方针逐步落实，李思恺预估，或许到2026年至2027年间，外界就可以看到中国所谓大批量、低成本的新系统亮相，但目前仍无法掌握具体会是哪些装备。
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共采用“总体战”方针，动员整个社会的资源要与美国竞争的态势下，李思恺认为，解放军采购装备的同时，也相当注重增强国防工业韧性，甚至不惜暂停一些技术受制于西方的武器发展，以确保国防供应链安全。
俄乌战争凸显“低成本”武器重要性
事实上，对于低成本、大批量武器系统的需求，不仅在于经济考虑，李思恺进一步指出，俄乌战争带来的教训是一旦陷入长期战争，如何能生产出更多武器系统至关重要，至于是否精密并不重要，这样的思维显然也在中共考虑之中。
位于台北的台湾前参谋总长李喜明也认同“低成本”无疑会是未来各国筹获军备的重点，他强调，未来战争不可能单靠昂贵的高科技武器或载台来维持，因为数量太少又需要大量人力才能运作。相形之下，大量高机动性、分散且精准致命的武器才是致胜关键。
李喜明告诉美国之音: “俄乌战争已经告诉大家，这种少数高成本的东西战场影响力太小而且又太昂贵、太复杂。这是未来的趋势，不只是弱小国家要做，你看美国也在强调Distributed Lethality(分布式杀伤)。”
前台湾国防部飞弹指挥部计划处长周宇平则认为，依照解放军规划，所谓的大批量应该会是以弹道导弹搭配巡航导弹跟数量更庞大且射程跟精度都已大幅提升的远火(远程多管火箭炮)，其部分型号射程超过400公里，不仅可用于攻台，也能威胁到日本跟韩国。
值得参考的是，哈玛斯在10月7日攻击中就是以大量成本极低的火箭弹，突破以色列精良却昂贵的“铁穹”防空系统。周宇平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若面对解放军大量导弹跟火箭炮采取“同时弹着”的方式攻击，台湾防空力量势必不堪负荷，因此战前情搜尤为重要。
周宇平说:“其实现在最重要的应该是情报，因为这种东西能够先期准备，哪怕是前一分钟都(要)通知，部队可以做应变，比如说我该躲的去躲起来。”
2023台北安全对话 盘点俄乌战争经验
这场由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主办的研讨会主题是“中国对全球秩序与民主的挑战”，除了探讨中国军事科技发展之外，俄乌战争的教训与如何吓阻中国也是一项讨论核心。
英国皇家联合三军国防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沃特林（Jack Watling）在发言中盘点了俄乌战争带给人们的几个教训。首先是封锁、夺取外岛等“灰色地带冲突(Grey zone conflicts)”最终都难免演变成全面战争。
乌克兰在战前为了避免伤及经济而推迟动员时机，结果造成战争初期的动员极其混乱，所幸总统泽连斯基和所有乌克兰人都展现出战斗决心，才成功赢得国际盟友信任并获得驰援，沃特林认为这些经验都值得台湾学习。
俄乌战场另一大教训是在充斥现代化侦查设备的战场中，就算复杂的城市或山区地形，也无法提供有效隐蔽，因此台湾防御的一大考验就是要如何以击落中共无人侦察机甚至瘫痪人造卫星等手段，降低敌方侦查精度。
此外乌克兰初期因海军军力薄弱，导致黑海港口遭俄罗斯封锁的教训，也值得台湾参考，沃特林认为在面对中共水面舰艇与潜艇威胁时，台湾需要考虑军备投资的优先顺序，而智慧水雷无疑是重要选项。
沃特林说:“第一个显然是部署智慧水雷的能力，这是一场电子战，旨在最大限度发挥你（台湾）所拥有的弹药以及反舰飞弹和鱼雷的效力。如果你能够确实有效保持这种威胁，它会对你的对手（中国）产生巨大的心理影响。”
俄乌战争凸显军队训练重要性
沃特林同时强调，乌克兰人犯下的另一项错误是过于相信科技在战场上的作用而未能提供训练有素且数量足够的军队，这个问题可以从近期乌方展开反攻却未能有效达成目的看出。
他以军队训练程度为例，二战时期的英国步兵要接受22周的训练，反观乌军多半仅受训5周，就算担任领导职务者，也只获得10周训练，这对他们在战场上运用火力跟协同作战都造成限制。
美国前代理陆军部长惠特利（John Whitley）则在会中指出，俄乌战争的经验显示，美国需要花很多时间进行国内决策并与盟友商议如何提供支持，且在战事真正爆发之前，美方并不会采取行动，因此台湾必须优先考虑的是，一旦中共真地动武，必须要靠自己抵抗一段时间。
尽管美国大力军援乌克兰，但是美国军队迄今仍没有直接进入乌克兰参与交战，惠特利分析，美国并不愿动用核武，或是与拥核大国开战，因此台海若爆发冲突，美方第一时间动员部队介入将会是“非常不寻常的现象。”
在他看来，俄乌战争和以哈战争带给各方的另一大教训，是一旦开战，就会是旷日持久的全面战争，难以在短时间内结束。
综上所述，同场与会的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嘉颖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一般民众跟媒体往往会对实体的武器装备较有兴趣，但针对台湾在战时要支撑更长的时间，后勤补给与民心士气更是决胜关键。
庄嘉颖说:“不只是配备方面还有民心，一般民众对于支撑（战争）需要承受的代价必须要有心理准备，和平时期的一些预备训练这些方面都需要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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