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参院外委会日前通过“战略竞争法案”，应对中国的挑战。重量级的中国经济观察人士称，中国背弃过去奉行的“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策略，用咄咄逼人之势取而代之，未来全球经济的发展环境会更加困难，竞争程度也会白热化，甚至越来越趋于冷战，因此必须要妥善管控这种战略竞争。
美国全面应对中国挑战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上周以几乎全票支持的表决结果通过了针对中国的“战略竞争法案”（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这个跨党派的法案，为美国外交、经贸和人权等方面制定蓝图，提供资源，以便与中国展开竞争。外委会主席梅嫩德斯（Sen. Bob Menendez, D-NJ）说，这项前所未有的立法，将让美国终于可以在“权力、政治、外交、创新、军事乃至文化等每个维度面对中国的挑战”，“重建美国的领导地位，增强我们在竞争中胜过中国的能力”，“这不是因为我们希望这样或者有意制造的，而是因为北京过去和现在所作的选择”。
中国对这项提升美国与中国竞争力的法案表示强烈不满。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4月2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该法案“渲染‘中国威胁论’，大肆鼓吹美开展全面对华战略竞争”，“充斥着陈旧的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观念。”他说，该法案通篇拿中国说事，以中国为对手，“难道美国发展的目的就是为了在竞争中打败中国吗？”
观察人士称，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的崛起，国力的壮大，军力的提升，尤其是中国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的咄咄逼人的凌弱行为，对领土主权争议邻国的威吓，对台湾的军事威胁，对香港的民主法治践踏，对国内维吾尔人少数民族和异议人士的镇压，这种战狼式的行为，给区域的安全与稳定造成威胁，并危及美国印太战略。此外，中国长期以来被认为窃取美国企业的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强迫美国公司技术转让，对美贸易巨额顺差持续扩大，限制美国企业进入金融等领域市场，使美国处于一个不公平的竞争环境。
美中竞争日益白热化
中国独立经济学家巩胜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战略竞争法案”是民主共和两党跨党派形成的高度一致的共识，在240多年的历史上绝无仅有，也是对过去大约40年中美贸易关系作出新的战略部署。他说：“这个部署揭示了中国和美国的贸易，不可能再走以前走的路径了，不管是在货币，还是贸易，或者军事竞争，以及国家与国家在全球新方略方面。”
巩胜利还表示，“战略竞争法案”实施后，美国能继续站在制高点上，在经济的竞争上，同中国划清不同的路径，并针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做出反制。他说，未来国与国的竞争关键在于谁能位居制高点上，如芯片、人工智能，以及人造卫星等。谁掌握未来经济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左右未来世界经济的走向。他预计，美中两国在未来的全球经济发展进程中，在某些方面仍然会有一些合作，但合作的领域会越来越少，竞争的方面会越来越多，而且竞争的程度会越来越白热化，水火不容。
纵观过去近50年美中关系发展轨迹可以发现，美国从1972年尼克松时代与中国的破冰接触，到卡特时代的1979年1月1日美中建交，到克林顿时代的1994年“全面接触”，人权与经贸脱钩，到小布什时代的2001年从“中国威胁论”，演化到“中国责任论”，到奥巴马时代的2011年“积极、合作与全面的美中关系”，再到特朗普时代的2017年12月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者”，美国从初期让中国在其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中“搭便车”，希望中国人民的经济自由，中国的经济发展，能促成中国的政治转变和改革的良好愿望系数落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财力，反而为中国在政治上施压，在军事上恫吓，在经济上制裁弱小邻国、邻邦，甚至发达民主国家，提供了雄厚的资源。中国GDP从1978年的1495亿美元，一举跃升到2020年14.7万亿美元，列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发展之快，增幅之大，前所未有。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和影响力，也随着其国力的强盛，越来越大。
如何管控美中战略竞争？
前澳大利亚总理、现任美国亚洲协会会长的陆克文（Kevin Rudd）4月22日在哈佛大学 “中国社会和经济论坛”的一个网上研讨会上说,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在过去的全球化进程中，美国是老大，中国是老二。他认为，事实上，美中之间出现战略竞争，是因为中国经济体量比过去庞大很多，中国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实现经济平等（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前景很大；在区域范围，中国也已经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军事平等，尽管在全球范围内，美国仍是占主导地位的全球军事大国。此外，在中国国内和国外的价值观和利益方面，习近平刻意采取了更为强硬的政策。他说，针对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挑战，特朗普政府期间，起初以贸易战来应对。到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的“战略竞争学说”扩大到双边关系的其它维度。
陆克文强调，中国背弃过去奉行的“韬光养晦”，“决不当头”，“传统的谦虚”等发展策略，让外界质疑。有鉴于此，陆克文为美中如何应对这些客观驱动因素，提出了“可控战略竞争”的理念，包括承认两国在经济、两军,以及两种意识形态体系现在正在一系列不同的领域直接竞争。他说，我们都知道各方的核心利益，以及中国对这些核心利益的定义，包括台湾、南中国海、东中国海，以及内政问题。我们也知道美国的核心利益。这就是双方冲突的问题所在。
陆克文认为，通过在内部相互承认红线和管理这些红线的协议，美中就能继续为两国关系的其它部分创造足够的战略稳定性，而这种战略坦诚带来的稳定，有利于更好地管控其他非关键的国家安全政策、经济政策、贸易、投资、技术等领域，以及意识形态辩论。在基于规则的管控下，这些领域是竞争性的，但不会产生危机，冲突或战争。
对于美中两国应如何管控战略竞争，陆克文的结论是：“白宫和中南海的最高层要有这种协商的框架和机制，由两个政府的关键两、三个人来管理这一机制，这样我们就不会以危机告终，不会意外地出现不稳定，导致冲突，并最终导致战争的可能性。在这一框架内，就有机会在一个竞争激烈的环境中推进各方的经济利益。”
分析：新冷战非不可避免
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H. Summers）在克林顿政府任内担任美国财政部长，目前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他是参加4月22日哈佛大学“中国社会和经济论坛”网上研讨的另外一位重量级专家。他说，中国用一代人的时间实现了从过去只能生产自行车，发展到能制造量子计算机，因此中国需要在当今全球经济中发挥不同的作用。他认为，尽管中国在很多方面对美国是个挑战，但新的冷战并非不可避免，因为一旦发生冷战，其结果将是灾难性的。因此，美中两国应找出一个与冷战不同的方式解决双方之间的问题。
他说：“鉴于我们民主多元政治的性质，以及中国政治演变不可避免的不确定因素，我不认为我们能用现成的手段达成长期的框架，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做出可以自信地长期依赖的承诺。因此，美中两国都应表明双方愿望的局限性，表明对对方实力的相互尊重，这将为我们提供推动关系的最好前景。”
不过，萨默斯警告说，前一段时间，中国咄咄逼人的战狼外交声音在美国人听起来是多么的凶险不祥，鼓动中国民族主义的言论是多么令人震惊。这些声音和言论就像一些美国人发出的“新冷战”到来的声音一样，让人们深感担忧。因此他认为，与几年前相比，中国开展国际外交活动正变得更加困难。
此外，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席教授谢田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经济崛起，尤其是过去几年来中国大力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具有一定的侵略性，掠夺尤其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污染当地的环境，加重了有关国家的债务负担。中国经济增长，也建立在对美国的不公平上，包括长期贸易逆差，偷窃美国技术。
他说：“现在出台这个‘战略竞争法案’很有必须要。在这个时候至少让人们认识到，中共在国际经济秩序中不是个良善的伙伴，积极的参与者，实际上在挑战规则，破坏规则，不满意现在的国际经济秩序，重新制定新的规则，挑战美国的地位。”
谢田教授说，中国在国际事务上，在全球经济发展进程中对美国的威胁和挑战，已经促发了新冷战。 他说：“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冷战，已经在进行之中，不管从双方政府首脑的意愿，还有互相威胁的程度，伤害的程度和规模，这种经济上的冷战，实际上已经在进行之中。”
美国要适应中国发展？
前中国财政部副部长、现任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金立群也参加了日前哈佛大学“中国社会和经济论坛”的网上研讨会。他说，中国和美国没有任何理由陷入竞争和冲突，更不用说军事对抗了。他说，中国领导人多次强调，中国不寻求对抗，也无意在国际舞台上挑战美国，但他强调，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确能发挥重要作用。
他说：“中国确实可以发挥作用，特别是凭借其经济实力和影响力，其国际贸易，以及与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广泛关系，这些肯定能让中国有必要开始发挥更大的作用。”
他强调，二战后，美国一直是世界超级大国，在国际事务中享有很大的话语权，但现在美国必须要坐下来跟中国或其他国家平等谈判，这让美国感到不舒服。因此，美国需要时间来适应。
他还表示，美中要做的是进一步改善国际公平竞争环境，停止相互指责的游戏，解决两国能合作解决的问题。他说：“如果中美两国能够共同努力，改善国际竞争的公平竞争环境，两国人民和世界其他国家都将获得巨大的利益。因此，我认为，双方坐下来好好谈，非常重要。现在是重启美中关系的时候了。”
与此同时，金立群告诫美国，中美关系应重新定位，尤其是在40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已不再是过去的中国了。中国应尊重美国，但双方必须要平等对话。他说，引用冷战的概念将后患无穷：“在当今世界，中国有权在完善这一体系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最大的误解或误会是，中国想撇开它，开创自己的体系。中国感兴趣的是改进这个体系，让它变得完美，而不是启动自己的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