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气候峰会上各自宣布了未来温室气体减排的目标。分析人士对美中两国领导人的承诺表示谨慎乐观，认为华盛顿和北京应承认和理解全球政治经济的基本事实，才能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化解两国的重大分歧。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4月22日)在他召集的全球40国领导人气候变化虚拟峰会上宣布，他的政府将致力于在2030年前将美国的温室气体污染减少50-52%。
白宫发表的声明表示，为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将发展无碳污染的电力，提高汽车的燃油效率。这些措施将使美国在不迟于2050年走上净零排放经济的道路。
与此同时，在北京通过视频参加峰会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承诺，中国将致力于“绿色发展”；并重申中国将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以及到2030年达到碳排放峰值的目标。
习近平还宣布了中国限制煤炭消费增长的计划，表示中国“将严格控制燃煤发电项目；严格限制‘十四五’期间煤炭消费的增长，在‘十五五’期间逐步减少。习近平还承诺说，中国还将推动绿色“一带一路”项目的共同努力。
美中气候合作的前景
在星期四拜登总统召集的40国领导人参加的峰会之前，美国气候变化特使克里于上星期访问上海，与中国对口官员、中国气候变化特使解振华举行了面对面会谈。
克里与解振华会谈后发表联合声明说，美中两国致力于相互合作并且与其它国家合作，加强对《巴黎协定》的执行。双方重申了《巴黎协定》第二条款明确设定将全球平均气温增加控制在2摄氏度以下，并继续努力将平均气温增加控制在1.5摄氏度以下的目标。
夏竹丽(Judith Shapiro)是美利坚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教授、《中国走向绿色：陷入困境星球的强制环保主义》(China Goes Green: Coercive Environmentalism for a Troubled Planet)一书的共同作者。
夏竹丽对美国之音表示，美中两国气候特使的联合声明，以及本星期拜登总统召开的全球气候峰会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努力带来了好消息。
夏竹丽认为，正如美中联合声明所说，美中在气候问题上的合作，不应受制于其他领域的分歧，这绝对是正确的方向；它也显示了通过恢复沟通渠道缓解一系列其它问题上紧张局势的希望。
“随着中国和美国相对实力的消涨，目前的美中关系处于脆弱时刻。至关重要的是，双方必须要很好地处理这些紧张局势，”她说。
美国总统拜登在星期四的气候变化视频峰会上承诺，到2030年将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一半。分析认为这是一项积极进取的目标，需要美国的能源和交通等部门进行彻底的改革。
北京NGO组织“公共卫生治理”(Health Governance Initiative)的执行主任贾平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次由拜登总统召集的全球40国领袖气候峰会，积极致力于鼓励全球主要经济体减少碳排放；动员公、私部门资金，帮助脆弱国家应对气候影响，并推动适应气候变化的转型技术，以及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全球安全挑战等。
公共政策和法律学者贾平认为，本次峰会无疑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展示其应对气候变化决心的良机，更重要的是，峰会可能为世界主要大国间在新冠疫情背景下探寻能够合作的共同点提供了切入点。
不过贾平担心，由于特朗普执政四年推行单边主义的影响，国际社会可能对美国在气候变化方面政策的持续性缺乏信心。
“美国共和、民主两党多年来在气候变化议题上的抵牾，尤其是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带来的影响不可低估，考虑到美国国内保守派掣肘（尤其在产油州），全球领袖对拜登政府在气候变化议题把控力上的信心及其可持续性有待确认，”贾平说。
贾平认为，气候峰会后，美中如果能就气候合作达成一系列战略共识，那么中美关系进入修复通道的可能性很大程度上是存在的。比如，可以通过探寻绿色节能技术方面的合作，找到为科技战降温的模式。
“但在目前的全球大环境下，对这一愿望的实现及其效果，只能持有审慎乐观态度，”他说。
美中气候合作中最大的冲突是什么？
众所周知，目前中国和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拜登总统在星期四的气候峰会上承诺，华盛顿的目标是将温室气体排放量从2005年的基准上减少50%至52%。
与此同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峰会上重申了他2020年时提出的目标，中国将于2060年实现碳排放中和，并且致力于到2030年时实现碳排放的峰值。
早在2015年，正是美中两国气候变化特使克里和解振华的合作，促成了在联合国框架下190多个国家签署了《巴黎协定》。时过境迁，当下美中这两个全球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主要冲突点是什么？
美利坚大学教授夏竹丽认为，中国当前面临的压力是巨大的，因为目前中国仍然主要依赖煤炭来满足能源需求。主要因为中国拥有大量的煤炭储备，而其可再生能源技术还不足以弥补这一差距。
夏竹丽对美国之音表示，承认和理解全球政治经济学的基本事实和动态，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美中两国的重大分歧。
“尽管美国在大量地消费中国利用煤炭作为能源生产的商品；但是美国仍然倾向于将中国碳排放量的飙升归咎于中国本身。而中国碳排放飙升的责任在于消费者和生产者，” 她说。
北京NGO组织“公共卫生治理”的贾平对美国之音表示，美中两国在气候变化责任方面的主要分歧在于：“首先是美国的碳排放起点比较高，而中国则会考虑历史排放累计的公正性问题”。
贾平认为，碳市场的设计和气候资金问题需要美中双方进行深入的讨论和协商，并找到创造性的、公平的解决方案。此外，如何建立起技术转让和技术有偿使用的全球平台，需要中美达成共识，尤其在中美科技博弈的背景下。
“美方正拟推出大规模基建刺激计划，这一计划可能会导致碳排放的提升，比如道路和桥梁的修筑，可能加大全球水泥、钢材的生产，”他说。
美利坚大学的夏竹丽教授则认为，尽管中国碳排放飙升的责任不应该完全由中国自身承担；但是中国仍然可以在“一带一路”的国际投资方面做更多的工作，使受援国达到更高、更可持续的标准。
“例如，凭借中国在风能和太阳能方面的先进技术经验，中国可以帮助欠发达国家实现能源供应的现代化，同时不会对全球气候变化带来负面影响，”夏竹丽说。
应对气候变化华盛顿是否需要北京合作？
拜登政府自上台之日起就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头等大事。美中两国经过3月份的阿拉斯加高层会谈和上个星期刚刚结束的气候特使上海会晤之后，华盛顿和北京都将应对气候危机作为重启美中关系正常化的起点。
美中双方同意将气候变化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来对待，而不会牺牲各自的政治利益而谋求合作。不过，对于拜登气候政策持批评态度的人士质疑，华盛顿是否真的需要北京的合作才能取得应对气候变化的成功？
分析人士和气候变化领域学者普遍认为，气候变化是一项全球性的挑战，各个国家单打独斗，或者逐一解决各国问题的做法是行不通的。
夏竹丽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碳污染对环境的影响不能以国界划分。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中，中国需要美国，美国也需要中国，美中两国都需要整个地球上的国家。“如果美国失败，中国就会失败； 反之亦然”。
“诚然，如果没有中国的合作，美国可以单方面去履行其宣布的气候承诺；但是，除非中国和其它主要的碳排放国也取得成功，否则美国的这种‘成功’将毫无意义，”夏竹丽说。
北京的公共政策和法律学者贾平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和中国在气候合作变化方面合作具有诸多方面的共同利益。
首先，中美双方均存在降低能耗和减低碳排放的国内挑战，能源使用上的转型有利于增强两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力和竞争力。其次，降低对化石能源的消耗，将可能有助于降低全球范围内围绕石油产生的地缘博弈。
第三，降低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如生态环境恶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公共卫生挑战(如跨物种病毒传播的激增)；第四，能源利用和产业转型导致的全球投资和技术革命，为两国合作及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两国在气候信息披露机制、绿色金融网络建设、可持续的金融合作路线图方面的合作，将有利于为双方缓和贸易战和科技战带来的紧张关系，”贾平说。
针对美中气候合作是否能够取得成功，夏竹丽认为，如果美中两国在信息共享、绿色技术投资、促进绿色贸易、清理国内外“肮脏”目标等方面进行积极合作，成功的可能性就会更大。
“遏制气候变化努力的合作潜力巨大，这不仅仅局限于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而是在社会的许多层面上：科学家、学者、企业领导人、决策者和普通公民都渴望完成这项任务，”夏竹丽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