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江枫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最近在中国社交媒体热议的一个话题是，各地政府正在鼓励青年们上山下乡。一份广东省农业农村厅的文件显示，由广东省共青团委发起的这项计划，准备在未来三年组织30万青年下乡。一时间舆论哗然，触动了中国人民的敏感记忆，也切中了当下中国暗流涌动的漩涡。
人们关心的一个基本问题是，第二波上山下乡运动是否很快到来，中国的年轻人能否逃过他们先辈的命运？
这既是中国一代年轻人的命运问题，也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目前最大的担忧，仿佛再次集体站到历史的十字路口。尤其对年轻人的父母和祖父母两代人来说，不仅唤起了他们曾经痛苦的历史记忆，也在新冠疫情结束三年后面对一个更为紧迫的时代选择，他们将如何保持他们的财富、维系他们的安全、继续阶级的再生产？
中国青年成为党国心中最危险群体？
而对党国来说，青年人的问题同样关系政权根本，因为青年人的集体选择不仅有关权力的未来基础，也攸关党国的安全。在党国眼里，青年一代已经从十年前的小粉红军团，被当权者煽动然后集体占领互联网舆论阵地、鼓噪全社会民粹主义浪潮的冲锋队，到三年疫情隔离，在短促的白纸革命爆发后，变成了党国心目中最危险的群体，一个可能再次发起真正颜色革命的不稳定主体。
所以，在今天北京的四通桥附近，还有主路上，昼夜24小时都有警察驻守，只要发现人行道上的年轻人驻留时间稍微长一点就会上前盘查。这种紧张情势，从去年11月以来到现在，一点儿不亚于天安门和长安街沿线的戒备水平，维持了将近半年，没有丝毫放松的迹象。
在高校，不仅辅导员和学生信息员都被动员起来密切监视教师和学生的所谓思想与言论动态，各校心理健康辅导机构有关学生心理咨询的资料也被要求汇总上报，而且继续沿用疫情管控期间的半封闭制度，严控校外人员、外校学生进入，彻底封闭了大学和社会的交流。继公安部4月初开展所谓“严查网上造谣自媒体百日行动”以来，国家网信办也于近日召开大会，要求所有网管机构、网警和互联网媒体开展全国网络举报。一场互联网时代针对青年人的思想审查运动正在展开。
与此同时，今年大学新增毕业生超过1100万，就业签约率低迷，就业市场处于1992年以来最为低迷的时期，大中城市的社会青年失业率超过20%，而他们的父母辈同样面临着经济不景气、收入下降、房贷断供、私营中小企业纷纷破产的困境。即使中国的经济总体，在空前强力的货币刺激下还能维持一个低速增长，但是结构性的大规模失业和财富缩水等不景气趋势造成的社会危机可能提早到来。
中国青年是当局政策失败的牺牲品
这正是中国人民目前所担心的第二波上山下乡的背景。人们担心，青年一代将会很快沦为当局政策失败的牺牲品，如同1968年文革高潮过后红卫兵一代的命运：他们在政治上被抛弃，当时中国陷入的国际孤立和经济困难也难以在城市里继续容留这些年轻人。结果，从1968到1978的十年间，先后有1700万大中学生在“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名义下被强行迁徙到农村。
而其初衷，来自毛泽东在文革爆发后不久对他亲手动员的红卫兵的怀疑。1967年5月，还在文革高潮中，毛已经表达了他的政治失望：“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包括仍在学校接受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党内到党外，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在他看来，改造青年人世界观的唯一方式就是与工农民众结合，从而彻底否定了1949年以来中共的教育路线。
当然，相比毛时代强调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儒家官僚干部群体和毛派激进分子的冲突，今天的中国政治，在过去十年，已经很大程度上以静悄悄的文革和斗争解决了这一问题，反普世主义、反西方、强调文化自信和教育自主的模式已经建立起来，本来无需以举国体制动员青年人再次上山下乡、接受农民教育。
何况，今天的农民和农村，固然受益于十年来新农村建设和扶贫计划使其生活有了很大改善，政治上也拥护中央政权，但是从道德水准、从农村治理机制、从农业和环境吸纳能力等多方面来看，都不是一个令北京放心的阶级。这才有北京在疫情结束前后一再强调所谓粮食安全，急忙取消了乡村振兴局，反而新建了所谓“农管”体制，赋予农业农村部的乡下执法权，等于将疫情期间的严管体制保留在了农村。
城市青年上山下乡将成不定时炸弹
更重要的，在当前城市化率已超过70%的中国，剩余不到30%人口的农村，不仅经济上难以接纳大批城市青年长期驻留；而且政治上，城市青年的第二波“上山下乡”只意味着一个巨大的不定时炸弹。今天中国的高城市化和青年人对城市生活的严重依赖，已经不是毛时代的低水平城市化可以相比的，更难以简单地重复毛时代的激进政策，如同过去十年的“第二次文革”已经静悄悄地发生，并且完成了政治清洗和个人集权，无需重复毛主义的大规模内战模式。
换句话说，广东省的所谓三十万青年下乡计划，只是四年前共青团中央一个组织三年内一千万下乡支农计划的最新方案，是该计划被疫情三年冻结后的复活，且在当下青年危机几近爆发的形势下，更像是团委系统的一个试探性政策，为了彰显团委官僚机构的存在感，并且汲取行政资源，如同二十年前谷丽萍主持的青年创业计划一般，有着很强的政治投机色彩。
当然，对中国的年轻人来说，这些脱离现实的政策毫无意义，他们所面对的困难和他们的有限选择，可能才是真正的时代困境。在过去半年，通过白纸革命，他们已经向他们的父权体制表明了心迹：他们不愿意继续“996”的血汗劳动，也难以继续躺平，甚至不奢望买房、结婚、生子，他们已经看到了未来的虚空。或许，他们只是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新冠疫情的结束宣告着中国过去三十年来一个最重要的社会契约——人民对自由的让渡换取经济自由和安全的结束，那么年轻人和未来的契约，也是中国年轻人与政权的结盟，也告解体。这是一个超越毛时代在1968-69年间发动上山下乡的情形，而更接近1971年“913”之后毛所面对的觉醒和决裂，对中国的未来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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