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宣布发动文革的“5.16”通知55周年之际，包括红片红书、红歌红舞、红校红服以及红祭红庙等在内的红色主题现象，以及纪念文革的活动四处出现，获得广泛的注意，也引起“文革是否卷土重来”的担忧。
上有所好，下必托之
新华社称，中共一大会址的数据显示，2017年以前，这里每年接待访客50万到55万之间；这个数字2018年上升到142万，2019年为146万。百度百科引述中国文化和旅游部的信息称，2020年中国红色旅游出游人数超过1亿人次，并且近几年都“保持稳定增长”。
政论作家、独立学者吴祚来对美国之音说，现在中共体制内有部分人可能因为知道习的倾向性，所以在行为和理论上就投其所好。
吴祚来指出：“习近平本人对文革，某种意义上说是有一种感情的；他同情、理解，甚至心里感激文革，他家毕竟没有像其他家庭，比如像刘家那样，遭遇深度的灾难性的迫害。在某种意义上，毛和文革运动对于习家都是网开一面的。此外，还有人说，文革千错万错，上山下乡培养了一个习近平就是对的。”
吴祚来认为，至于对文革的“翻案”，《中国共产党简史》在理论上启动了一步，“而民间也有一派在忽悠，比方说5·16期间为江青开座谈会，对‘李进同志党史地位’进行论定，要重新判断，等等。”有照片显示，刻有“先母李云鹤之墓”字样的灰色石板墓碑前摆满了粉色、红色的鲜花。历史学者章立凡在推特中说，“江青的坟头风光得很。”另在一张2018年清明节的旧照中，一只以白菊为主的花篮摆放在一处墓碑前，从花篮顶部垂下两条印有白色字体的红色挽联，右边一条写着“献给江青妈妈永垂不朽”，左边的落款是“河南商丘毛泽东思想群”。文革研究专家、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荣退教授宋永毅告诉美国之音，中国海外学者经常引用一句马克思的话，即任何一个社会的思想，总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此话虽然不能用来描述任何一个社会，但是，对于极权社会来说百分之百是事实。”
宋永毅指出，邓、江、胡时代，领导人表现出来的思想，以及官媒控制的意识形态，都是批判文革的；而习近平的思路正好截然相反。
名为骆远志的网友说：“习近平和整个当代领导集体，都属于红卫兵和知青一代。他们都是在毛泽东思想盛行时期长大的……总体来讲内心信奉权力和权谋……毛泽东式的阶级斗争是他们唯一熟悉和相信的政治操作模式。”
不过，独立学者吴祚来也指出，今年5·16，有人准备公开举行座谈会，被上级叫停了。这也是一个信号，“我们看到，有不同的力量在进行博弈。但是，谁都不清楚，哪种力量在支持，用什么方式在运作。”
赞美文革不过叶公好龙
文革研究专家宋永毅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已经把文革归类成前28年，而且称它“为中共目前的统治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革结束都称为“我们党领导人民艰辛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历史时期”，“这就太大胆了吧，毕竟邓小平1981年的‘决议’得出了彻底否定文革的结论。”历史学者章立凡在推特上评论说，“1981年中共11届6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难道也和《中英联合声明》一样，成了‘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的‘历史文件’？”
独立学者吴祚来说，口头和书面上为文革洗白不难，但真要那些人亲自品尝文革的滋味就是另一番景观了，“实际上，体制内一帮既得阶级，或者说腐败阶级、特权阶级，如果碰上再来搞一次文革，说不定清算的就是他们，因为他们的房子可能很多，存款也多，当然在国外。所以，现在这套行政体系是不会配合习搞文革的。”
文革研究专家宋永毅说，哪怕到毛左中间去，叫他们真的实行文革，他们也都会反对，“有网友提出很好的建议。对那些愿意回到文革的，给他们建一个地方，让他们到里面分成两派，互相斗，互相厮杀，人吃人……没有互联网，没有外界信息，每天提供造反派报纸，你看他们能坚持多久。而且，吃饭都要凭票证，每人每月最多28斤。以上海当时的最高标准，每人每月1斤半肉就完了。买所有东西都要排队，看那些毛左能容忍多久。我看他们三个月都坚持不下来。所以，应当不应当回到文革，这样的问题，所有中国人都是非常清楚的。”章立凡在推特中指出，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新作《毛泽东在才溪》，5月8号上映，截至到5月11号，票房只收获了1.7万元，“不夸张地说，就这票房收入可能连主要演员的片酬都给不了。”
章立凡还说，目前八一厂参与制作的电影，除了《毛泽东在才溪》，还有一部《瑶岗1949》，“影片汇集了卢奇、谷伟等优秀特型演员，目前上映48天，票房只有可怜的28万，毫无疑问成本是收不回来了。”
邓对毛留余地，共党政治就是“翻烧饼”
文革研究专家宋永毅曾经对《纽约时报》说：“要说‘文革’是否真的结束了，只要看看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拿下来没有。”宋永毅对美国之音说，虽然邓小平1981年彻底否定了文革，但是并没有对文革做认认真真的清理，没有对毛进行系统大批判，这才为今天留下了后患，“邓的决议很简单，就是要保毛泽东，保共产党的整个思想体系。这为现在的复辟企图埋了伏笔、留了后路。”
宋永毅说，习近平对毛最大的效仿就是翻案--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像“翻烧饼”一样改变过去的定论，“此外，中共里面喜欢修改历史的，喜欢把党史变成领导人个人历史的，也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毛，一个是习。而且，习像当时老毛输出革命一样，已经在放眼世界了，要成为世界革命的领袖。”
独立学者吴祚来说，尽管习把对文革的定论翻了过来，“但是，在行政方面气候是不一样的。毛当年之所以能做到，有很重要一点，就是踢开党委闹革命，把党委体系废弃掉，重新由工农兵、青年人组织一套班子，就是我们一直到文革结束以后都还看到的‘县革命委员会’，‘公社革命委员会’，都不是党委。毛重新建立了这套革委会体系，权力由他和江青以及周恩来这些人握在手上。而重建共产党的一套行政体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现在做不到。相反，习恰恰需要用党的名头来坐大。”
宋永毅也认为，以毛当年的威望，从上到下把整个党组织毁掉都没关系，“习近平这么搞的话收不了场，可能就把自己搞下去了。我觉得，他为文革翻案，目前还是或明或暗。如果他真的要一意孤行，跳出来倒行逆施，就是他垮台的时候，毕竟文革这个禁忌是碰不得的。”吴祚来认为，在社会方面，这么多年来，中国的中产阶级、有产阶级成为社会的重要力量。在文革的60年代，农业开始正常化之后，大量年轻人口进入社会，房屋跟不上，工作机会跟不上。这些年轻人成为无产阶级，他们没有社会责任，却有的是精力，可以到处搞串联，搞斗争，搞破坏，“这个力量现在存在吗？据我观察，虽然现在年轻人的蚁族、打工族，生活得非常悲哀，但是，警察系统和党政系统是不会允许这部分人出来搞串联、搞斗争、搞破坏的。文革所需要的底层力量很难煽动起来，顶多煽动一些人反美，搞一次示威，针对外国企业搞一次有限的活动，而不敢把火燎原起来。”宋永毅指出，目前文革55年之际，“左派卖力得很。不过，中共的政治运动都是运动群众的。你以为习近平现在和你们心连心？当年造反派也是觉得和毛主席心连心。没多久，老毛调子就变了， 68年开始整造反派，所谓清理阶级队伍，说文革是国共两党内战的继续，改变了以前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说法。政治对领导人来说，尤其是对共产党的领导人来说，就是‘翻烧饼’，为了政权谁都可能被揪出来祭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