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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2:43 2024年12月24日 星期二

香港欲立法切断外联,评论: 中共筑无形柏林墙


资料照:香港民众举着反对“恶法”的标语准备参加反对23条立法的大游行。(2003年7月1日)
资料照:香港民众举着反对“恶法”的标语准备参加反对23条立法的大游行。(2003年7月1日)

香港政府1月30日公布《基本法》第23条立法公众咨询文件新增“境外干预罪”,旨在切断香港与台湾政治组织的联系。在台港人直言,自香港“沦陷”后,自由跟专制的“柏林围墙”从深圳挪移到台湾海峡,台湾处于与中共对抗前沿的特殊地位,现在要把香港关进中国的大笼子里,必须消灭来自台湾的曙光。

反送中运动落幕后,香港人争取民主自由的道路分流,一路还留在香港境内,但走向地下化抗争;另一路则是海外港人,并趋向完整组织化,其中台湾因为地处对抗中共威权扩张最前线,更凸显在台港人的特殊性。

香港政府1月30日宣布正式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基本法》第23条立法公众谘询,文件不少内容引起关注,例如新增的“境外干预”罪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将禁止港人与外国及台湾政治组织联系。

成立于2019年反送中期间的“香港边城青年”, 2021年在台湾立案。他们这几年透过公开活动持续为香港发声,包括快闪行动、召开记者会、举办论坛,或将香港研究报告网络宣传,也向台湾民代倡议港人庇护这类政策。

从香港移居台北的香港边城青年执行委员冯诏天认为,目前世界上官方渠道的香港讯息,大多是亲中或中国直接委派代理人的单方面说法,港府之所以害怕,是清楚自己做得不好,知道真实状况不如报告书或咨询文件上面所言乐观。目前《基本法》第23条框架模糊,没有清楚定义与罚则,看似比港版国安法更严格,大家普遍担忧不知道红线在哪里,如同国安法颁布初期的摸索状态。

黎明前的最黑暗时期 在台港人团体忧红线模糊

冯诏天表示,《基本法》第23条扩大执法范围,即使海外团体没有直接跟香港本地团体联系,都有可能对在地港人构成风险。在台港人团体的发展恐面临几个困境。首先,多数港人尚无台湾公民身份,参与组织难免顾虑可能返港的风险,或对在港家人造成影响。另外,组织举办活动存在高度未知风险,仅能倚赖事前评估或台湾执法机关维安,控制风险。最后则需要重新评估过往与香港团体的联系管道,另辟更安全的联络网。

尽管风险剧增,但冯诏天仍相信,对想要争取香港民主自由的人来说,《基本法》第23条并不会造成心理负担,并且仍耐心努力等待好转的时机。他对美国之音说:“他们觉得港版国安法并不足够,所以才会必须要再继续去推行《基本法》第23条。也是在说明,其实我们的之间的联系跟我们的之间的努力还是有效的。(沟通)风险或管道或需要的成本非常高,可是我们相信我们这个联系其实并不会断掉。”冯诏天不讳言现在是黎明来临前的最黑暗时期,香港人要取回民主自由,必须经历这个痛苦过程。

跨越20年的国安大网撒向境外

1997年起,《基本法》被视为香港宪法,中国人大拥有解释权。港府早在2003年提交《国家安全(立法条文)条例草案》,最终撤回。

20年后,《基本法》第23条立法咨询新增危害国安的破坏活动罪、电脑和电子系统危害国家安全罪、境外干预罪。其中涉及境外概念引起讨论,在2003年《草案》中仅指涉本地组织,现在扩大至境外团体或“影子组织”。且执法程序从《草案》中规定取缔组织条件是维护国家安全“必要”的,修改为保安局局长合理地相信是“需要”者,可禁止组织运作。

香港人权资讯中心1月30日发布新闻稿回应,咨询文件污名化与国际社会连系的公民社会组织、人权团体为外部势力扶植,并扩大保安局局长禁止社团运作的权力,《香港国安法》及《基本法》第23条是明知且违反国际人权责任。

港媒《香港01》2月2日报导引述香港大学宪法学讲座教授陈弘毅观点,表示这是外国势力对中国国安威胁增加采取的应对措施,其立法方向符合国际上对国安立法的趋势,欧美各国和中国也有类似做法。台媒中央社1月30日报导指出,香港特首李家超表示《基本法》第23条立法参考英、美、加、澳国安法律,与现有的香港国安法衔接、兼容及互补。

切断香港人流、金流、资讯流 海外组织应“如水善变”

同样自香港移居到台湾的时事评论员桑普指出,面对香港离心、外国反中政策等问题,中国“黑脸当到底”,利用《基本法》第23条进攻与防守兼施,不仅让香港成为被中国征服的第一个桥头堡,也传递不怕世界制裁的信息给国际社会,彰显中共霸权。

桑普对美国之音说:“什么叫境外势力代理人或者影子组织,这完全由他(港府)来定义,他要切断人流、金流、资讯流,等于是红海二分,要把它画一条线,盖一个没有实体砖头的柏林围墙。恫吓效果最大是发挥在香港的香港人身上,而不是发挥在离散港人身上。”

桑普预期《基本法》第23条会带来寒蝉效应,台港组织此后运作会转趋低调。他认为在台或海外港人组织要“如水善变”,因时因地调整,离散港人组织化力量虽有助于达成为香港民主自由留一线生机的目标,但非组织的个人力量也不容忽视。

桑普表示,最重要的是拒绝遗忘,温存香港记忆。离散港人在各地立足落地生根,与民主自由社会融合,落实文化保存跟再生,才能有机地、自发地绽放力量。他强调,中共不怕单一的组织,却惧怕游击力量。

对于港府企图切断香港社团与外界的联系,桑普认为“山不转路转”, 只要团体交流转趋务实低调的“软对抗”,联系不可能完全断绝。香港没有正式封关限制人员出入境,也没有断网隔绝新闻评论网站和社群媒体,不可能完全断掉人流、金流和资讯流。

香港公民社会最后一丝存在

2003年香港的“反23条游行”是那个年代标志性的公民社会战绩,昔日参与游行的前香港油尖旺区议会议员陈嘉朗也已移居台湾,如今看到《基本法》第23条卷土重来,心情难免复杂。

他形容香港经历20年后的民主自由倒退,如今就像台湾早期的白色恐怖,不怕境外反共,而是怕内部造反,现在“国家等于党,国安法应是“党安法”。

《基本法》第23条将叛国罪扩大规管,包含加入与中国交战的武装力量。陈嘉朗分析,在台湾取得公民身份的香港人若依法服兵役,返港即是叛国罪。

陈嘉朗指出,咨询文件提及台湾11次,是因为自台湾太阳花运动之后到蔡英文执政8年,香港本土派与台湾本土政党和民间交流密切,陈嘉朗直言“港共”有危机感,形成“太监比主子更急”状态。

对于《基本法》第23条使得海外港人恐被锁定,陈嘉朗说,台湾的香港团体大多是协助安顿、融入生活的同乡会类型,并非政治性组织,真要改变现况的能力有限。

他对美国之音说:“海外的香港人的团体,也没有枪、没有炮,反而只有个嘴巴,(港府)你就这么怕到这样子吗?你是豆腐渣做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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