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邓聿文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中国的政治文化强调盖棺论定，政治人物尤其看重死后组织对自己的评价。然而，如果我们把盖棺论定理解为从历史的角度去评判一个政治人物生前身后的功过及其影响，会和官方的评价——后者一般是溢美之词——有很大出入，甚至完全颠倒过来。
刚刚去世的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得到了中国当局非常高的赞誉，称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比肩邓小平。习近平如此抬高江的背后用意暂且不论，问题在于，即便从党的角度来说，江是否有资格得到这么高的评价，他对中共留下的政治遗产究竟促进了历史进步，还是要为中国今天的现状负相当责任？
从毛到习的中共五代领导人中，江称得上是个转折性人物。毛邓是职业革命家，从江开始，中共领导人变成技术官僚——我说的技术官僚指的是官员的专业背景和专业能力，他和之后的胡锦涛都出身技术官员。习虽然不是搞技术出身，并再次强调领导干部的革命化，但在中共领导层，技术官僚仍占主导。转折性还体现在最高领导人更替的和平交权，建立了一套交接的程序和规范。
江是在六四学生运动被镇压后的特定环境下上台的。这让世人也包括他自己都认为他会是一个过渡领导人，临时替元老们看管总书记的职位，以致处事施政不得不格外小心，用他后来的话说，“我感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只是这一“过渡”就是13年，若加上他在总书记位上退下后还担任军委主席三年，行监国之责，实际统治中国16年。可以把江的这段时期分为两个阶段，1994年前的5年，江虽贵为总书记，实际处于小媳妇的地位，被元老们看管；1994年之后，随着邓、陈等元老年纪渐大健康渐差或者已故，以及他也在高层培植自身势力，基本摆脱了元老们的约束，迎来了统治意义上的“江时代”。
在江主政的十多年里，用前花旗银行董事、江传记作者、美国人库恩的话说，他将中国从一个“因天安门事件而动荡不安的国家转变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发动机和商业文化中心，成为一个充满活力和开放的国家”。江推行了经济和国企改革，在中国建立起了初步的市场经济，加入了WTO，为中国锁定了开放之路；允许资本家入党，提出了“三个代表”思想，推动了党内民主的一定发展，扩大了社会的自由。这些当然不主要是江一人所为，但作为时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他还是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具体来说，江给中共和中国留下了以下几方面的政治遗产：
其一，江时期激进的国企改革尤其“抓大放小”， 为在中国建立市场经济奠定了基础，准备了条件；他排除干扰加入WTO，让中国走向全面的经济开放和全球化，与世界经济体系融为一体。89年之前，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开放还只处在初步阶段，92年之后，引入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进入一个全新阶段，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在此之后。
但是这一时期的改革开放也制造了大量问题，主要是国企的休克疗法式改革，买断工人工龄，将他们扫地出厂，虽然提高了整体的经济效率，可也造成了通货膨胀和严重失业。而留着社会主义尾巴的国家干预式的市场经济，充其量只能称为半市场经济，造成社会两级分化，权力成为造富工具。
其二，江对中共的最大贡献，也是他留给党的最大政治遗产，是他的“三个代表”思想，改造和拓宽了中共的阶级基础，使中共从建党之初就坚持的工农无产阶级政党变成了事实上的全民党、精英党和有产阶级政党。江有把中共在他手上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的想法，但这需要改造党的理论和阶级基础。所谓改革，说到底是让私营经济名正言顺，成为和国有经济并驾齐驱的第二支力量，如果不从理论上解决资本家入党问题，将会把这个本来是党的支持力量变成异己力量，不利稳固中共统治。
虽然“三个代表”思想为中共拓展了政治根基，标志着中共从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向精英政党转变，但江要让中共从革命党变成执政党的目的未能达到。原因在于，成为执政党不仅要放弃革命党的思维，更要放弃革命党的统治方式及其利益，而以江的权威是做不到这点的。另外，党在理论上不再代表工农利益，也使得占人口多数的工农，其政治地位进一步边缘化。
其三，专制政权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是最高权力的和平交接，由于找不到一种制度化的权力交接方式，容易导致交接过程充满阴谋、暴力乃至谋杀，邓未能解决这一问题。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和平交权，是在江手上实现的，并为此建立了一套程序和机制。这是他对中共的另一贡献。
不过，江在为中共关上终身制大门的同时，也为老人干政开了一扇窗，他没有如期把最重要的军委主席一职交给胡。在这一点上，他甚至不如邓做得好。邓时代的老人干政某种程度上有它不得已成分。因为文革摧毁了中共的干部体系，改革之初，干部青黄不接，需要一大批在文革中靠边站的老干部出来工作。但江在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后，尝到做婆婆的滋味不想到点全部放权，继承老人干政的传统并使之在后邓时代变得更严重，最后把习推上了总书记的职位，从今天来看，这是他最大的败笔。
其四，江促进了中国政治的派系时代，本来有机会把中共导向党内民主。党内派系在毛邓时期就存在，但由于他们个人的权威，实际成为所有派系的共主，江没有这两人的权威，就只能承认不同派系的利益并为派系政治建立游戏规则。
在中国，党太强大，要从社会开启民主太难，容易遭到党的扼杀，而如果党内存在不同力量的派系，它们互相竞争，是有可能慢慢发育成党内竞争的一套正式规则从而导向民主。在江后期，理论家们鼓吹党内民主，由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江也接受了这个说法。但派系政治的失衡，江派太强，其他派系太弱，以及改革出现的利益集团化，尤其党内一个个的红色家族还没榨干改革的利益，不想过快民主化损害自身利益，以及党本身的集中制强调最高权力的唯一性，致使党内民主的实践昙花一现。
其五，尽管江把禁止军队经商作为他任内的三大政绩之一，但事实上中共腐败在江时期全面爆发，全民经商实际就是全民腐败，尤其国企的私有化制造了腐败盛宴，导致习后来能够成功利用反腐建立起他的极权统治。此外，江对底层抗议，民间政治异己力量、宗教自由以及威胁中共统治的维权行动的打压，同样毫不手软。这方面的代表性例子，就是他镇压了法轮功。
江的上述政治遗产，好坏交织，难彻底分开。这让人们对他的评价争议不断。如今，他的去世引起大众缅怀，这当然是因为习政权的黑暗使人忍无可忍，以致在习之前的任何一个中共领导人时代，或许除了毛，在人们的记忆中都值得怀念。很多习的政治反对者希望在中国兴起“白纸运动”的敏感时刻，江的去世能在中国引发一场大规模的对现政权的反抗，就像周恩来的去世引发四五运动以及胡耀邦的去世引发六四一样。不过，冷静观察，这种期待大概率会落空。
首先，不像周、胡的去世显得很突然，江是以96岁高龄正常去世的，之前曾多次传出他病危消息，社会对此有预期；其次，当局给江的评价高得不能再高，安抚了被习打压的江派，让他们无从表达不满；再次，江在世时并未获得周、胡在世民众近乎一致的好感，反如前所说，民间对他是两极评价，分歧很大；复次，江也早已淡出公众视线，中国今天举白纸抗议的年轻人之前很多都没听说他的名字，无法建立起对他的情感认同；最后，相信当局对江去世可能出现的社会骚动做了相应预案。有鉴于此，即使有人想借江的去世为这波社会抗议再添一把柴火，也难让多数人响应跟随。
在中共的政治元老中，江的象征符号意味最浓。就此而言，他的去世标志着中国的老人政治传统在习时代的彻底终结，也因此，他的政治影响力的完全消褪，亦是可以预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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