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邓聿文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中共最新的政治局常委会虽然依然强调坚定不移贯彻“动态清零”总方针，但是经过常委会背书的疫情防控二十条的出台，某种程度可以看作转向逐步放开的信号。
全球疫情度过了整整三年。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疫情进入奥密克戎病毒传播阶段，已重新开放，民众的生活和经济活动回到疫情前状态，虽然各国为此付出了死亡人数不等的代价。中国则是全球极少数仍在严密防控的国家，也许除了朝鲜，真正唯一一个处于封控中的国家。尽管其死亡人数相对中国的人口规模来说少得可怜。然而，它衍生出的各种各样无穷的次生灾害及其对民众生活、工作造成的压力和心理创伤，还有对经济的破坏性影响，其总体代价远远超过了维持动态清零政策的总收益。可诡吊的是，哪怕多数中国人已对此忍无可忍，整个社会怨声载道，政府依然不愿放弃动态清零，直到这最新的二十条防疫措施出场。
原因当然在于习近平。他不放松对疫情的严控，其他官员一点办法都没有。中共这种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最高领导人对事物的认知和判断力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习在武汉疫情爆发之初，宣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动态清零既是他作出的决策，要修改或者废止，只能由他，别的领导人既不能、也不敢、也不愿趟此“浑水”，因此，习如何看待动态清零的政策效应和真实的疫情危害，就显得至关重要。
有论者指出，中国目前的防疫政策体系来自于前期成功的经验，后续的神化和政治正确，以及决策层收到的层层过滤的信息机制，地方政府的竞争机制和缺乏细节指导的任意解释和自行其是。我非常同意这个看法，尤其是前期成功的经验，以及对这个经验的神化直接和习相关。具言之，到2020年年中以德尔塔病毒为主的抗疫第一阶段，由于初期对这个病毒不是很了解，缺乏相应的经验，同时没有有效的疫苗研发出来，中国采取严厉封城、流调追踪、核酸检验、方舱隔离等措施，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而且确实取得了成效，很快疫情被控制住，经济也得到较快恢复，成为国际抗疫的优等生。那段时间，中国向很多国家，包括一些西方国家派遣医疗队，输送防疫经验和模式。中国政府在2020年6月，还向国际社会发布抗疫白皮书，公开表示要向国际社会阐述中国的抗疫主张，提供中国方案。
换言之，习要将抗疫政治化，把它作为中西两种制度竞争并体现他所谓的领导力的载体，以证明中国的体制至少在应对此类大规模的公共卫生危机的时候优于西方的。习在武汉疫情刚流行不久，因为瞒报和应对不力，导致他个人的声誉和领导力严重受损，也正是在那时，中共内部和社会上出现了一波反习声浪，但是，抗疫第一阶段成功稳住疫情同时西方却身陷疫情之中的强烈对比，挽救了他，不但他的权力得以稳固，民间支持度也大增，那段时期一般民众很为中国的抗疫而自豪，嘲笑西方抄中国的作业。官方出于中美对抗的政治正确需要，在内外宣传中过度神化中国的防疫模式。
然而，这也就让习很难走出前期抗疫成功的经验陷阱。在疫情转向奥密克戎为主的第二阶段，由于该病毒的传播速度快同时重症率和致死性不高的特点，本来中国应该尽快调整防疫模式，还用对付德尔塔病毒的做法来对付奥密克戎，会显得捉襟见肘，效果不彰。但鉴于疫苗效力问题、老年人口庞大、公共卫生资源不足以及相应的抗病毒药物的缺乏，习也就继续采取第一阶段的清零做法。对他来讲，最看重的是少死人，因为这是唯一可向国际社会夸耀的中国抗疫模式优于西方的地方。如果在抗疫第二阶段像多数国家一样选择“躺平”，以中国人口的规模，就算万分之一的死亡率，也将有高达十几万的人口会死于新冠。这无疑会让官方前期大肆宣扬的抗疫成就不攻自破，习将面临被问责的民意压力，而这是他输不起的。现在中国新冠死亡人数只有五千多，且主要出现在早期。在做国际比较时，他至少可以说做到了让中国少死人。
观察习过去十年的施政，这是个有严重偏执型人格的领导人，偏执型人格的显著特征，是在他看来正确的做法，无论旁人怎么觉得不可思议，他都会去坚守，不轻易改变。在清零政策上，前期抗疫的成功强化了他的这种认知，认为在当前条件下这是一个既然防控住疫情又能最大程度减少对经济不利影响的办法。但他或许没有意识到的一点是，中共现行的行政机制、政绩导向和动员体系一定会导致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对疫情处置的层层加码、一刀切的过度防疫现象。中共上对下的问责制本身会使行政体系带有很强的制度刚性，而在过去三年，最高层把防疫作为头等政治大事，一旦防疫不力，动辄处分官员，这给地方官员传达的政治信号就是宁可被百姓骂，也切不可因疏于防疫而被摘乌纱帽。基层政府又处防疫最前线，但是它们的资源也最薄弱，因此理性的厉害计算就是对防疫层层加码、一刀切，即使出现一例感染，也要全员核酸，全地封控。加之今年是中共的政治年，二十大这个高压线是碰不得的，为保大会的顺利召开，在疫情防控上，没有最严，只有更严，这已成了官员们的思维和政策惯性。
然而，奥密克戎的高传染性让政府实际追求零感染的政策目标是做不到的。时间因素在此的重要性凸显出来，因为任何非正常的高度紧张的状态，在短期内可能保证不出差错，可时间一长，懈怠就不可避免。中国的动态清零进行了三年，不说官员，每个百姓也高度疲倦，从过去对这种病毒怕得要死，到现在相当多的人持无谓态度，这就是时间的作用，时间会使人放松戒备，可病毒不管人的心理变化，趁虚而入，防不胜防。从此角度看，这个病毒没法防，很多国家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而放弃抵抗。
但是习认为他的动态清零能够战胜该病毒，防住疫情。随着此种防疫模式的时间拉长，后果也越积越重。清零三年给中国和习本人带来了三个严重后果，即维稳成本让地方政府不堪重负，经济衰退影响基本民生，大众不满使习的社会声誉受损严重。
维稳成本包括两方面，一是维持高强度的动态清零政府需要支付的各种费用；二是在清零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次生灾害和后遗症，政府不得不花格外资源去解决。这两者已成了地方政府的一笔沉重负担，对财力本来就不足的地方而言更是如此。如果疫情不影响经济，地方政府还可以从经济增长中补充财力，可恰恰中国经济在疫情中也一地鸡毛。经济受损，影响的不仅是政府财政，还有民众的就业和收入。这种情况若长时间得不到改善，很可能还会引发社会动荡。而最能够反映社会和人心变化的，莫过于人们都想千方百计润出去，虽然最终能够移民的不多，但这显示民众对清零政策的高度不满。处于深宫中的习也许感觉不到这股民怨，或者不在乎，可经济毫无起色特别是地方政府维稳成本的无以为继，他是不能不在乎的。这就是此次全国疫情反弹中国政府不是去进一步强化控制，反而出台二十条措施的原因，即维稳成本、经济成本和社会声誉成本已到了某个临界点，习可以不顾后者，但他必须重视前两者，以小步慢走的方式局部改变清零政策，实质放松对疫情的控制。
习在现阶段不会明确宣布在某个不长的时点放弃动态清零，这不但因为疫情还很严峻，更在于动态清零是他过去三年最大的政治资产，虽然这一政治资产正在变成他的政治包袱，但他不想给人留下这种印象，因为明确定出一个时间点等于宣告他的防疫政策失败。正如某外媒引述知情人士的话透露的，习大概率要的是逐步退出动态清零，谨慎控制退出速度，可不会有一个退出时间表和退出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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